亭以雨名，誌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木，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遊以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譯文
這座亭子用雨來命名，是為了紀念喜慶的事件。古時候有了喜事，就用它來命名事物，表示不忘的意思。周公得到天子賞賜的稻禾，便用“嘉禾”作為他文章的篇名；漢武帝得了寶鼎，便用“元鼎”稱其年號；叔孫得臣打敗敵人僑如，便用僑如作為兒子的名字。他們的喜事大小不一樣，但表示不忘的意思卻是一樣的。
我到扶風的第二年，才開始造官邸，在堂屋的北麵修建了一座亭子，在南麵開鑿了一口池塘，引來流水，種上樹木，把它當做休息的場所。這年春天，在岐山的南麵下了麥雨，占卜此事，認為今年有個好年成。然而此後整整一個月沒有下雨，百姓才因此憂慮起來。到了三月的乙卯日，天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們認為下得還不夠；丁卯日又下了大雨，一連三天才停止。
結構嚴謹，脈絡清晰。全文緊扣“雨”字，先從亭的命名緣由寫起，接著記敘建亭經過，然後點出主題（雨與國計民生的關係），最後以歌詠作結，不僅顯示出邏輯推理的力量，而且避免了行文的枯燥無味。
詳略得當，疏密有致。文章第二段寫降雨經過，先以“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寥寥數語，描繪人們急盼下雨的心情，然後不厭其煩地描寫下雨的經過。雨量由小而大，人們的心情由“未足”到大喜；三個排比句，表現久旱逢雨時的喜悅：“憂者以樂，病者以愈”兩句，歡快之情達到高潮。
令人覺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寫作喜雨的，在文學史上卻並不多見。因此，蘇軾的這篇散文《喜雨亭記》就顯得十分突出了。當然，如果僅僅是因為前人未寫而自己寫了這一題材，對文學史有所貢獻尚不足為奇。一旦後人接手寫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麽前者就隻能有一點文學史的價值而談不到什麽藝術的永恒價值了。蘇軾的《喜雨亭記》卻不是這樣，因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有許多令人品味的地方。
也許正是這一點，使得後來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願地讓蘇軾一枝獨秀了吧。
蘇軾於嘉祐六年（1061年）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判官。次年，開始修建房舍，並在公館北麵建了一座亭子，作為休息之所。這年春天久早不雨，亭子建成時，碰巧下了一場大雨，民眾歡欣，於是作者為此亭命名為“喜雨亭”，並寫下了這篇文章。
中國封建時代，為官者建亭供遊樂本是常事，更何況蘇軾這樣一位為政清廉，崇尚節儉的官吏，斷不會建豪華的麗亭美池。“喜雨亭”不過是一個供休息的場所而已，一個極普通的亭子，然而，蘇軾卻巧妙地將建亭與“喜”與“雨”聯係起來，眼界大開。作者以其靈活多變的筆觸，生發出許多聯想，使文章紆徐委備、立意奇特、耐人尋味。蘇軾新建亭本不足怪，便因與人民優患相關聯，“亭”的價值就非同一般了。
全文以此為契機，寫來思路開闊，浮想連翩。通觀全文，作者以“亭”、“雨”、“喜”為線索，把優民之所優，樂民之所樂作為旨歸，熔鑄成章，正是作者匠心獨運之處。
這篇散文緊扣“喜雨亭”三個字來寫，或分寫，或合寫，或引古代史實來烘托，或用主客問答來渲染，思路開闊，傳達出一種情不自禁的喜悅之情。
蘇軾於嘉祐六年（1061）任鳳翔府簽書判官，第二年修建此亭，恰逢喜降春雨，於是命名為“喜雨亭”。文章從該亭命名的緣由寫起，記述建亭經過，表達人們久旱逢雨時的喜悅心情，反映了作者儒家重農、重民的仁政思想。文章句法靈活，筆調活潑，在風趣的對話中輕鬆含蓄地發表見解，給人以舉重若輕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