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論

[宋代] 蘇洵 [简体]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誌。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誌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複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麵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標簽: 古文觀止
譯文及注釋

譯文一
事情的發展必定會有一定的結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該如此的規律。天下隻有表現冷靜的人,才能從細微之處預見到日後將會發生的顯著變化。月亮周圍出現了暈圈預示著將要刮風,房屋的石柱返潮濕潤預示著將要下雨,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發展變化,情理和形勢之間的因果關係,也是空疏渺茫難以盡知,千變萬化而無法預先料到的,怎麽能和天地陰陽的變化相比?即便是賢能的人對此也有所不解。

這是什麽原因呢?這是由於喜愛和憎恨擾亂了他們的內心,利害關係又影響了他們的行動啊!
從前山巨源見到王衍,說:“將來給天下百姓帶來災難的,一定是這個人!”郭汾陽見到盧杞,說:“這個人一旦得誌,我的子孫就會被他殺得一個不留!”現在分析一下他們所說的話。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來,王衍之為人,從容貌和談吐上,確實具備了欺世盜名的條件。但是他不妒忌別人,不貪圖錢財,隻是隨大流。

鑒賞

把《辨奸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見微知著”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輕視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防微杜漸”早就是古人奉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見微知著,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處在於謀篇。文章開始先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掌握,並說明這是由於“好惡”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結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著,又通過曆史上山濤、郭子儀對王衍、盧杞的評論,說明了山、郭二人的評論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這就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鋪墊作用。

賞析

《辨奸論》旨在詆毀王安石,竭力反對“新黨”,拋開其本旨,有二點與當今相類:

其一,作者謂王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誌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複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論。但陰賊險狠如王盧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鮮,這是此論給予後人的啟迪之一,須警惕而“辨”。否則,其禍輕則殺身,重則禍國殃民。

創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保守派為打擊王安石,傳出了這篇文章,並署名為已死去的蘇洵,借以閑適作者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見微知著”,預見到他得誌必為奸。《辨奸論》是否是蘇洵所作,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

題解

《辨奸論》作者認為,事情皆有一定的規律,隻要能夠仔細觀察並把握規律,就能見微知著,因此人們可以通過觀察行為而在禍亂發生之前就發現作亂的奸臣。曆來有人認為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認為此文並非蘇洵所作,未有定論。

《辨奸論》著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現們和社會現們,從中得出了“見微知著”的結論,給讀者提出了如何識人的參考意見。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辨奸論》作者尚有爭議。舊說以為是蘇洵為了譏諷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後經清人考證,又定為宋人邵伯溫假托蘇洵之名的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