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論》旨在詆毀王安石，竭力反對“新黨”，拋開其本旨，有二點與當今相類：
其一，作者謂王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誌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複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論。但陰賊險狠如王盧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鮮，這是此論給予後人的啟迪之一，須警惕而“辨”。否則，其禍輕則殺身，重則禍國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現象：“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然而這一看來違反常情的情況，在1957年夏之後以及“文革”中，屢見於囹圄。這是悲劇，當然，古人是無從預料這種悲劇的。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誌。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誌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複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麵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