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代] 蘇軾 [简体]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複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曆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複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嚐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佑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歡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裏,期年而廟成。

或曰:“公去國萬裏,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淒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拜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鹹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能望。作書抵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曆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發下大荒。”

譯文及注釋

譯文
一個普通人卻成為千百代的榜樣,一句話卻成為天下人效法的準則。這是因為他們的品格可以與天地化育萬物相提並論,也關係到國家氣運的盛衰。他們的降生是有來曆的,他們的逝世也是有所作為的。所以,申伯、呂侯由高山之神降生,傅說死後成為天上的列星,從古到今的傳說,是不可否認的。孟子說:“我善於修養我盛大正直的氣。”這種氣,寄托在平常事物中,又充滿於天地之間。

突然遇上它,那麽,王公貴族就會失去他們的尊貴,晉國、楚國就會失去它們的富有,張良、陳平就會失去他們的智慧,孟賁、夏育就會失去他們的勇力,張儀、蘇秦就會失去他們的辯才。是什麽東西使它這樣的呢?那一定有一種不依附形體而成立,不依靠外力而行動,不等待出生就存在,不隨著死亡就消逝的東西了。所以在天上就成為星宿,在地下就化為河川山嶽;在陰間就成為鬼神,在陽世便又成為人。這個道理十分平常,不值得奇怪的。

賞析

碑文高度頌揚了韓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績,並具體描述了潮州人民對韓愈的崇敬懷念之情。碑文寫得感情澎湃,氣勢磅礴,被人譽為“宋人集中無此文字,直然淩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韓愈)而上之”(《蘇長公合作》引錢東湖語)。黃震甚至說:“《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為此,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三蘇文範》引)

起筆兩句“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劈空而來,突兀高亢,豪邁警策,一下子就將讀者的心緊緊抓住。作者並沒有急於要說出具體是誰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遠的影響,而是繼續泛論這種偉人的作用,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