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以豪放、雄健的筆調描繪鍾山、大江的雄偉壯麗，在緬懷金陵曆史的同時，發出深深的感慨，把故壘蕭蕭的新都，寫得氣勢雄壯；抒發感今懷古之情的同時，又表達了對祖國統一的喜悅。
“大江來從萬山中”四句，寫目之所見。浩浩的長江，從萬山千壑中奔流而東，綿互兩岸的山勢，也隨之而宛轉東向，隻有那龍蟠虎踞的鍾山，挺然屹立在西邊，好像要乘長風，破巨浪，挽大江而西向似的。大江要東流，鍾山要西上，這就賦予了它們以人格的力量，賦予了它們以浩然的正氣，一個要衝向大海作波濤，一個要屹立西天作砥柱；一個能驚濤拍岸，一個不隨波逐流，於是在詩人的筆下，大江和鍾山都成了自己的化身，氣勢之雄偉，器宇之軒昂，是江山的傳神，也是詩人的寫照。“江讓相雄不相讓”四句，分承“大江”與“鍾山”兩聯。“相雄不相讓”，正是對以上四句的高度概括；“形勝爭誇”，則是對下文的有力開拓。
詩人的眼光從眼前的瑰實，一下轉向深邃的曆史。金陵的形勝，雖然依山帶河，固若金湯；金陵的王氣，雖然鬱鬱蔥蔥，至今不衰。然而守天下在德不在險，在於得人心而不在於什麽“壓之”之術。縱使秦始皇鎮“金陵之氣”，而金陵卻依舊“佳氣蔥蔥”，而為“我懷鬱塞何由開”以下四句作了很好的鋪墊。漢方全盛，而賈誼以為天下事可為痛哭者多；明方開國，而高啟便有“我懷鬱塞”之惑，這是遠謀深慮者能夠居安以思危、見患於未形的表現。詩人在酒酣耳熱之際，登上雨花台，驀然在“荒煙落日之中”，萌發一種懷古的感情，重現了“金陵昔時何牡哉？席卷英雄天下來”的景象，不禁陷入了對現實和曆史的沉思：那建都在這裏的六代帝王，演出一幕一幕的悲劇，都在他的腦海裏翻騰。“石頭城下濤聲怒”句，就是藝術地概括了在他腦海裏重演的曆史悲劇。南朝陳後主和三國吳孫皓的悲慘結局，正是詩人“我懷鬱塞何由開”的導線。陳後主做了隋軍的俘虜，這就是“武騎幹群誰敢渡”的藝術概括。吳主孫皓先有“黃旗入洛”的曆史笑柄，後有“鐵鎖橫江未為固”的具體史實。這兩位君主坐擁長江天險，而而遺下笑柄，甚至亡國，這是作者思索之因。
“前三國，後六朝”四句，是詩人進一步對六朝曆史的探索和反思。如果說前四句是“點”，那麽後四句就是“麵”；前四句是典型的悲劇，後四句便是曆史的普遍規律；前四句是鋪陳史實，後四句便是深化主題。詩人認為不管是“前三國”，也好“後六朝”也好，它們都已經過去了，成了曆史的匆匆過客，當時那些豪華宮闕，如今也已埋沒在荒煙蔓草之中。那些務於“割據”的“英雄”們，曾經是“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他們所建立起來的王朝，是無數老百姓的白骨壘起來的。“幾度戰血流寒潮”，不就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深沉感歎。這就是三國、六朝的曆史，這就是供詩人憑吊、供漁樵閑話的千秋曆史。新建起來的明代，能否改變曆史的規津。詩人不敢想，也不敢說，然而這正是詩人“我懷鬱塞何由開”的真正原因。
詩人把筆鋒一轉，從曆史的深沉反思中跳到對現實的讚美歌頌，而把那一段潛台詞輕任地抹掉。“我今幸逢聖人起南國”四句，表麵上是詩人對現實的歌頌，實則是詩人對國家的期望：他希望從此鑄甲兵，為農器，賣寶刀，買耕牛，真正與民休息，讓老百姓在和平的環境中愉快地生活著；他希望從此四海一家，再不要憑險割據，南北對峙，讓老百姓在戰火中流離失所。聲調是歡快的，但歡快中帶有一絲沉鬱的感情；心境是爽朗的，但爽朗中蒙上了一層曆史的陰影。既有豪放偉岸之氣，又有沉鬱頓挫之致。
- 參考資料：
- 1、於非．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6-109
- 2、劉民紅，高啟《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主題辨析，《語文學刊》 2006年18期
- 3、錢仲連 等．元明清詩鑒賞辭典（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299-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