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辯
孟子是一位有名的雄辯家。其門人公都子對他說：“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回答說：“我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孟子確實是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對付那班見利忘義、嗜殺不仁的統治者，才施展他的辯才的。孟子對付梁襄王，首先在於善於察言觀色而擇言。他見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這個國君不像個國君的樣子，就是接近了他，也看不出什麽威嚴。孟子對梁襄王的印象並不佳，因而講話直截了當，毫不婉轉曲折。其次在於圍繞中心，逐步展開論述。梁襄王的命題是“天下惡乎定？”怎樣才能使天下安定，孟子回答以“定於一”，襄王不知“孰能一之”，孟子對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梁襄王的問話不如他父親梁惠王能提出一些他麵臨的矛盾，步步追問的都屬於治國的常識性問題，孟子也就以嚴密的邏輯聯係，將啟發與闡釋相結合的言論，使之啟蒙益智。作為一國之君，隻有使天下歸附，才得人心，這就要愛民保民，絕不嗜殺好戰，那麽天下歸於一統，社會也就安定了。孟子循著梁襄王問題的思路，逐步揭示所要講的內容，而不徑直揭底，使對方在獲得某種滿足之時，又有新的不滿足，這種“引而不發，躍如也”的講話藝術，較之捷言盡說更能收到效果。
善喻
漢代趙岐《孟子題辭》說：“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比喻即使語言生動形象，具有直觀性，又含意豐富，具有揭示事物本質的深刻性。《孟子見梁襄王》，同樣以生動的比喻說明了“天下莫不與也”的道理。孟子將人民盼望不嗜殺的君王，比作七八月間的旱苗盼雨。苗“槁”，久旱要枯死，這時天空“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烏雲像油一樣的漫延，泛著光澤，大雨像滿溢樣嘩嘩傾瀉，那麽禾苗自然“然興之”，蓬蓬勃勃地生長，更為茂盛。孟子以苗“槁”與“興”的對比，說明雨對禾生死榮枯的關係，顯示人民對明君與暴君的態度。孟子形容天下之民歸附不嗜殺人者，“猶水之就下”，無法抗拒，也貌合神契。槁苗望雨“孰能禦之”，民之歸附，“沛然誰能禦之”，反詰得讓人毋庸置疑。要天下“與”之，都跟隨君王，關鍵在君不嗜殺人，如甘霖惠旱苗，則民便如水歸溝壑，前以天上雨水比君澤，後以地上流水比民心，兩喻相銜聯，又各賦其義，既自然又新穎。雨潤禾苗，水向低處，生活中習見之事，易明之理，既為人熟知又深感貼切。
犀利
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說：“孟文的犀利，莊文的恣肆，荀文的渾厚，韓文的峻峭，單拿文章來講，實在各有千秋。”（《荀子的批判》）孟子對梁襄王的應答，也是詞鋒尖銳。“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而“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沒有一個君王不好殺人，概括戰國時廣闊的社會現實，也揭示了當時尖銳的階級矛盾，且連梁惠王、梁襄王也都一概列入嗜殺者之列。孟子看出梁襄王也屬於嗜殺圖霸的一類角色，也就乘機痛下針砭。他對梁惠王還申述了一番“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仁者無敵”的道理，而對梁襄王則勸之仍恐其愚，譏之則不畏其惱，言言作聲，語語中的。孟子對梁襄王一番應答之後，梁襄王沒有任何反應。孟子見在梁無法施行他的政治主張，便由梁到齊，“加齊之卿相”。
孟子見梁襄王時，已是七十歲左右，先前已經遊曆了好多國家，到梁後先和惠王有過多次接觸，因此這時是他思想很成熟的時期，也是經驗很豐富的時候。他與梁襄王僅此一次接觸的記載，雖然時間短暫，言談簡要，可是由此一斑，亦可見孟子的思想核心和講話藝術。就此，對於我們了解孟子的主張以及散文藝術，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