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選材與剪裁。
本文屬於史論性質，而用的主要是歸納論證方法。運用這種論證方法關鍵在於準確地選擇具體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晉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對此是下過一番選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曆史家撰寫曆史都會麵臨兩項要求，即記事既要全麵，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發生矛盾。為了全麵最好能“有聞必錄”，但所聞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無征不信”的原則。“晉王三矢”的故事在當時社會上是有影響的。所以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闕文》對此作了記錄，以彌補薛居正等人所編的《舊五代史》的缺陷。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這條材料，恐怕難免被人譏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卻又無法證明它確實可信。因此他采用了一種巧妙的處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莊宗本紀》中不用這條材料，表現了應有的謹嚴態度；同時卻把這條材料寫進《伶官傳》的“序”中，並且加上“世言”二字，這就恰當地表明了這個材料的社會影響及其可信程度。這一處理不但解決了求全與求信的矛盾，而且對《伶官傳序》來說還是一種積極的選材。因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莊宗本紀》寫過的事來發議論，未免重複無味；而“晉王三矢”故事既是《莊宗本紀》所未記的，用在這裏便顯得新鮮，而且很有助於論證本篇的中心論點。這正是一石二鳥恰到好處。同時作者又通過恰當剪裁來突出這個事例。全文想說明“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寫得比較詳細的隻是這個“晉王三矢”的故事，加上興亡兩種不同結果，此外並沒有寫李存勖如何“憂勞”，又如何“逸豫”。然而讀者對他從“憂勞”發展到“逸豫”卻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舉重以明輕”，表現了相當高的寫作藝術。
第二，敘事議論的波瀾。
《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篇幅不長，但由於敘事議論配合恰當，行文中又注意了輕重緩急節奏的變化，所以整個文章顯得波瀾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晉王三矢”故事敘述相當充分，筆勢則比較平緩；等到擺完這個生動事例之後，便立即用繁弦促節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發，泣下沾襟，何其衰也！”這兩個長句，一揚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駕機起飛，直指長空；後者又似高山墜石，一落千丈，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個很有聲勢的大波。再則兩個長句分別用“可謂壯哉”“何其衰也”兩個分句感歎作結，也是又唱又歎，遙遙相對，使人感到筆墨酣暢，痛快淋漓。大波過去以後，下文還有小波與之呼應配合，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為天下笑”各句。這樣便顯得筆有餘力，文不單薄。本文的中心論點在於宣揚“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對李存勖的揚和抑的對比度越大，便越能證明作者所要宣揚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現的波瀾正是為表現中心論點服務的。
第三，語言的錘煉。
錘煉語言不是為了賣弄詞藻，而是為了準確而充分地表現主題。《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為了突出“憂勞”和“逸豫”的對比，很注意使用對稱的詞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難”和“易”、“成”和“敗”、“興”和“亡”等等，這些對稱的詞，散見於全篇。再從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駢散結合的特點。歐陽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則上是反對駢文的；但他沒有陷入形而上學，而是很善於運駢入散、以散破駢，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現力。本文在這一點上尤其突出，凡是敘事議論吃緊之處，作者都著意錘煉了四六成文的對偶句，例如“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亂者四應”，“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等等，這些句子都是經過錘煉的，很有助於造成鮮明的對比感。另外本文還比較多用轉折句、疑問句和感歎句。前人說歐陽修的說理文“一唱三歎”，富有感情色彩，看來這和用語上的“三多”也不無關係。因為轉折句使語氣委婉，疑問句給讀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這兩種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於感歎句更是直接地表露著感情。當然本文之富於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於作者對北宋封建統治者滿懷忠厚惻怛之情，這是應加識別的。但作為寫作經驗來看，歐陽修能夠把說理文寫得頗有情味，這還是值得研究的。
- 參考資料：
- 1、《曆代名篇賞析集成》下冊，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