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薛居正編寫《五代史》（《舊五代史》），認為王朝的更迭是由於天命所致，歐陽修對此不以為然。他自己動手撰寫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記》（《新五代史》），以史為鑒，以期引起宋朝統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問世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視。歐陽修發議論喜歡用“嗚呼”。《東皋雜誌》的作者說：“神宗問荊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歎也。’餘為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仔細看，必以嗚呼為是。”這正說明了歐陽修編寫這部史書的用意。
這篇序文與其說是寫伶官，不如說是寫莊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斷之人，打仗時勇謀兼備。作者寫他由盛轉衰，教訓十分深刻，十分慘烈。作者先從王朝更迭的原因寫起，落筆有力，足警世人。這正是陸機在《文賦》中講的“立片言以居要”。應該說，歐陽修的曆史觀比薛居正深刻，他認識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後，作者回顧曆史，概述了莊宗臨危受命的情景。這段描述，言簡意賅。隨後，作者用對比的手法描述了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這是文章的重點。“方其……可謂壯哉！”極言莊宗誌得意滿，又為下文張本。“及仇讎已滅……何其衰也”，猶如從萬丈高空跌落下來，與先前形成強烈反差。這樣的對比給讀者的印象極為深刻。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於描述景象，而是總結曆史教訓。開頭的“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雖然否定了天命之說，但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觀點。當描述完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後，作者開始總結曆史教訓了。他先引用古書上的話，意在告訴讀者，這個道理古人已經知道，莊宗沒有記住前賢的話。然後作者道出自己的體會：“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讀者至此，會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看來，賢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見解。
從莊宗的盛衰史中，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敵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有敵人是壞事，但也是好事，因為他能使你警鍾長鳴。莊宗之所以“壯哉”，就是因為敵人存在，激勵他發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業，告慰先王在天之靈。當敵人被消滅後，天下平定，莊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了，從此便沉溺於聲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國家。像莊宗這樣的人，他的敵人被消滅，也就預示著他自己開始走下坡路。
歐陽修在文章最後寫道：“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莊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最後死在自己寵幸的伶人手裏。這個現象啟示我們，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邊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這些因素由小積大，由少積多，最後來個總爆發。這就啟示我們，要防微杜漸，發現不良的苗頭，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歐陽修的這句話，其實是寫給北宋最高統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政權，正是因為不能自強，所以最後也落得個“身死國滅”。曆史就是這樣無情，也是這樣驚人地相似。
沈德潛評論本文：“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達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