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著名的史論。作者認為，國家的盛衰，事業的成敗，主要取決於人事，取決於執政者的思想行為。並扼要提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等具體論斷，精辟透徹，發人深省。
本文闡明觀點的主要論據，是五代後唐莊宗先盛後衰，先成後敗的曆史事實，例據典型而有說服力。在寫法上，則欲抑而先揚，先極讚莊宗成功時意氣之“壯”，再歎其失敗時形勢之“衰”，通過盛與衰，興與亡，得與失，成與敗的強烈對比，突出莊宗曆史悲劇的根由所在，使“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與人”的結論，顯得更加令人信服。
文章筆力雄健而有氣勢，表達情見乎辭，篇幅雖然短小，卻是一篇搏兔而用全力之作。
文中所議論的後唐莊宗李存勖是沙陀族人李克用之長子，是五代的風雲人物。李克用在臨終之前，以三矢付莊宗要他報仇，叮囑切切。李克用死後，李存勖嗣位，他謹記父親遺言，討劉仁恭，伐契丹，滅後梁，建立了後唐政權。但稱帝後卻沉迷於奢侈享樂的生活，寵信伶人，不問國事。四方藩鎮見伶人被寵愛，紛紛賄以財物，謀取私利。而那些正直的臣僚因不肯行賄，為伶人讒言所誣陷，竟無辜被殺。後唐國政於是日趨衰敗，動亂接連而生，李存勖本人最終也死在他極為寵信的伶人郭從謙的手中.。歐陽修目睹國家積弱不振的現實和當權者的驕奢淫逸，憂心仲仲，正是出於以古鑒今的考慮。歐陽修在這篇史論中，提出了“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見解，意在為當時的統治者敲響警鍾，可謂寄語深長，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