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開始，作者運用了排喻的手法，作者首先舉出“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兩組比喻，從而引出了“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作者先設置這樣兩個形象性和哲理性都很強的比喻，而後引出了自己要表達的真實意圖，這種手法的應用是有很強的說服力。如果作者開篇不用這十分形象的排喻，而隻是簡單地講述抽象的道理，是很難吸引對方，使對方理解信服。作者引喻用得好，好就好在比喻用得“巧”、“俗”、“切”。比喻的應用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體化，使深奧的問題通俗化。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所說的：“喻巧而理至”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設喻明理，比喻不但要設得巧，而且喻體要淺顯通俗，樹木、江河，處處可見，人人熟悉。所講的道理也是人人皆知，不難理解的通俗事理。劉勰在《文心雕龍·比興》中說：“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文章中比喻運用的“切”，實際上就是喻體與本意要相切合，要抓住重點，選最集中、最深刻、最精彩的喻體來表現本意，作者用十分熟悉的樹木，泉源，用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引出國之大政，平易而自然。
使用了排喻的方法開篇後，作者又以三個“不”字的排比句從反麵來說明問題，“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從而進一步強調了作者的政治意圖。作者使用的言辭尖銳，用反激法去激發對方。作者指出，自己所列舉的比喻和敘說的是連自己這樣愚笨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何況英明聖哲的皇帝。然後作者很明確地向唐太宗指出，做為一國之主的帝王，身負重任，就要在安樂時想到危難，盡量避免奢侈，要提倡節儉。不然的話就會做出象伐根而求樹茂，塞水而望流長一樣的愚蠢事。這裏，在文章結構上前呼後應，環環緊扣，充分表達了作者進諫規諷的本意。
緊接著作者向唐太宗指明曆史上的君王，一開始創業時大多都能兢兢業業，而善始善終的就不多了。作者這裏用了一個反問句來說明“創業容易，守業難”的道理。作者同時明確地告誡唐太宗，不要危難憂患時誠心待人，而成功後就放縱，傲慢待人。並指明，對人以誠相待，仇敵也團結成為一個整體；傲慢待人，即使是親人也會眾叛親離。對人民使用高壓鉗製，用威勢來統治他們，會造成他們與你貌合神離，表麵十分順服而實際上卻十分怨恨。作者這裏指出被激怒的百姓是十分可畏的。並再次用一個真切生動的比喻來說明帝王與百姓之間的辯證關係。作者將百姓妙喻為水，將帝王比喻為行船。水能浮載行船，但也可以將行船傾翻。這個比喻簡潔而傳神，直接明了地向唐太宗表明其利害關係。為諫勸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儉”，不要“縱情傲物，驕奢淫逸”。結合具體實例進行分析，妙喻警人，陳述利害。引用古聖先哲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和“載舟覆舟”等至理名言，哲理剴切，反複闡述，耐心說服，言語婉轉動人，用心不可謂不良苦。
道理述盡，作者便向唐太宗提出“十思”的建議。“十思”是作者前文提出的“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的具體內容。前邊提出問題並進行了分析，後邊則提出如何解決的建議。使得文章前後呼應，全文形成一篇結構嚴謹的統一體。而“十思”又以“謙衝而自牧”、“虛心以納下”、“慎始而敬終”、“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為中心，為至要。“十思”的角度不同，但都貫穿著“積其德義”的主線。作者告誡唐太宗“總比十思，宏茲九德”這樣就會達到天下“文武並用，垂拱而治”。隻要做到這“十思”，就不必自己去勞神費思，代替百官去行使職權了。
全篇以“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為中心展開論述。先從正反兩方麵進行論述，提出為君必須“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結論。然後提醒太宗，守成之君易失人心。因在“殷憂”時易“竭誠以待下”；而在“得誌”時則會“縱情以傲物”，便有“覆舟”之危。由此提出“積德義”必須“十思”。著重規勸太宗對於物質享受要適度，在自身修養上要“謙衝”，在用人上要“虛心納下”，在行施法製上要不計個人恩怨。結尾歸結出治國方法的關鍵在於知人善任，選拔人才，達到“垂拱而治”的理想境界。作者的這些主張，為唐太宗所采納，有助於成就唐王朝的“貞觀之治”。全篇以“思”字作為貫穿行文線索，脈絡分明，條理清晰。文中多用比喻，把道理說得生動形象；並采用排比、對仗，句式工整，氣理充暢。
- 參考資料：
- 1、關永禮 ．《古文觀止·續古文觀止鑒賞辭典》 ：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1990 ．
- 2、秦亢宗 ．《中國散文辭典》 ：北京出版社 ，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