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通過作者同送信人的問答，介紹偃虹堤的概況。作者觀看圖景，四次發問，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從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為人民興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嶽陽，荊、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修建此堤，是為了解決到嶽州辦事人路遠辛勞、風波覆舟的危險。這就突出了滕子京關懷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為官者“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滕子京可謂處江湖之遠而憂其民了。受誣陷被貶官，而能勤勞政事，為民興利，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作者問到修堤的籌劃經過，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複，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經過多次反複，都未能改變滕子京原來的設計。這說明開始時考慮、設計細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幹。四次問答，介紹了偃虹堤的概況，讚揚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優異才能。寫法精巧，言約意豐。
第二段，高度評價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績。修堤的目的是為民興利除患，所以這段圍繞一個“利”字，進行層層論述：“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承上啟下，點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於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荊、潭、黔、蜀，凡往來溯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荊、潭、黔、蜀四州之民來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險不測之虞”，都得到利益。說明受利地域之廣，人數之眾。“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說明受利時間之長久。那麽，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長時間，這是作者不能不考慮的。於是作者接寫道：“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從大處著眼宕開一筆，論述事物成與壞、存與廢的一般規律。古代仁人誌士，為民興利除患，“遺跡往往而在”，可見工程蕩然無存。作者希望“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最後將筆收回，“此朦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求我作記，為的使後來人能長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遠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為自己留名後世。既關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關心人民的長遠利益，滕侯的功績實在是值得稱道。
第三段，點明作記緣由。偃虹堤為膝子京興修，為堤作記當然要寫到修堤之人。這段一開始寫道：“滕侯誌大材高，名聞當世。”滕子京的大誌和材幹，《宋吏》本傳中沒有明顯記載，但從他的朋友的詩文中可以約略看出。他去世後，蘇舜欽《滕子京哀辭》雲：“論兵虛玉帳，問俗失朱輅”。“忠義平生搴，聲名夷翟聞。言皆出諸老，勇複冠全軍。”可見，他是一個運籌帷幄、忠義兼備、智勇雙全的人物。像這樣一個人應當是功業顯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吳叛亂，陝西危急時任涇州知州的，不久又知慶州，兩處都是當時與西夏鬥爭的要地，但功業未建，就被人誣陷“動用公使錢”而貶嶽州。作為放臣逐客，鬱鬱不得誌時，猶能為民除患興利，僅憑這一點也應該大書特書的。接著，作者又從三個方麵寫出自己作記緣由：“夫熟慮謀深，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嶽之民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記，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不書，乃為之書。”這“三宜書”，再一次評價、讚揚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績和人民對他的愛戴。因而為偃虹堤作記，實乃義不容辭。
作記，是為歌頌膝子京的政績，也是抒發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為諫官時，為治理黃河水患曾三次上書。在滁州、揚州、穎州等處作地方官時，也曾為人民辦了不少興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如此熱情地歌頌滕子京，寫出這篇思想進步、意義深刻的優秀記文。
- 參考資料：
- 1、李之亮注譯．唐宋名家文集 歐陽修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01：第120-1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