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詩取韓愈論高閑上人草書之旨，反其意而論詩，最後落實到“詩法不相妨”上，表達了蘇軾對禪與詩之間的關係的認識。一般說來，禪宗要求不立文字。詩歌則是語言的藝術，二者區別甚大。但在藝術實踐中，詩人以及批評家卻發現了它們之間的共同性。所以宋人李之儀在其《姑溪居士前集》卷二十九《與李去言》中說： “說禪作詩，本無差別。”固然，要把二者的“本無差別”處說清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仍有線索可尋。比如，禪與詩成注重對主觀精神的反映，禪宗固然是 “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詩歌亦宣稱“一切景語皆情語”，因而驅遣萬象以就我。所以南宋釋紹嵩在《亞愚江浙紀行詩自序》說：“禪，心慧也；詩，心誌也。慧之所之，禪之所形；誌之所之，詩之所形。”另外，如禪思和詩思的不可預測性，禪語和詩語(部分追求“直尋”的作品當是例外)的非邏輯性，成頗能相通。宋代禪學大興，風行於士大夫之中，因而“學詩渾似學參禪”一類的話頭，成為一時風氣，而從時間上看，蘇軾這首詩可謂得風氣之先，對後來嚴羽諸人以禪喻詩，分別宗乘等，成不無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