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論是國家向知識分子尋求關於某某問題之對策的一種形式。宋嘉祐二年（1057），蘇軾參加禮部進士考試，其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這篇文章雖然是考卷，卻並非應付考試，也沒有刻意推測考官喜歡什麽，思考的問題也相當深刻。一個看起來似乎很枯燥的題目，作者卻說得有聲有色，好像早就成竹在胸，完全沒有一般試卷的戰戰兢兢揣摩諂媚討好之相，就是在平常時刻，風清月白，靈思忽至所得之文，也不過如此。如果不說是策論，讀者是想不到它隻是一紙試卷的。區區六百言，讀起來有青銅之音。
蘇軾的這篇策論，至今令人激動的依然是它自由思想的魅力。此文曾經引發一個著名的典故，在文中，東對寫道：“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主考官歐陽修曾就此事出處問蘇軾，蘇軾答雲：“何須出處。”這種回答很令人想到當年陳寅恪先生“不尊奉”。尤其，歐陽修時代“載道”“言必有出處”乃是風氣，蘇東對公然杜撰了一個典故來為他的論點辯護，這是後世中國那些言必某某說的戰戰兢兢的知識分子根本無法相比的。
（以杜撰的寓言立論，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將杜撰托於聖人之言，當作史實來立論，就未免失之虛妄，更談不上什麽節氣。言必某某說的知識分子固然“戰戰兢兢”，但為學問者，引申大家言論者，怎麽能不“戰戰兢兢”呢？如果連真實性都無法保證，“某某說”成為文人杜撰的工具，那也太荒謬了。事實上，先有論點，再為論點找證據，甚至捏造證據一直都是我國文人為人所不齒的原因。蘇軾這種做法值不值得稱讚，實在需要謹慎。)------說的好！！！
“刑賞忠厚之至論”這篇策論的題目隻是規定文章的內容，並不強求讚成或者否定，僅僅是要求對此問題發表高見。而且這個問題不是一般的問題，是關於國家製度的問題。孟德斯鳩曾經著有《論法的精神》，上下兩大冊。《刑賞忠厚之至論》也是論法的精神，把“法”的兩個方麵，寬容與界限，“仁可過，義不可過”說得那麽清楚，不過是區區六百字。
年輕時就有“仁可過，義不可過”這種立場的蘇軾，成為古代中國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成為知識分子的典範，對中國文明產生巨大的影響，顯然與科舉製度有關。同時，無數人才被科舉製度中良知泯滅的考官的個人專製所扼殺，也令科舉製度最終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