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詩全借司馬相如的行事來抒發自己的憤慨。西漢著名文學家司馬相如，字長卿，才華出眾，誌向遠大，但在漢武帝時隻當了一名管理前朝文帝墓園的小官。他抑鬱不得誌，終於棄官而去，閑居在茂陵家中。在他生前，梁孝王劉武與漢武帝劉徹都先後拋棄了他。等他死後，武帝卻把他所寫祭天地神靈的《封禪書》吹捧起來，而且親自到泰山隆重祭祀。李賀就抓住這個古人的遭遇，結合自己的身世寫出了這首寄寓深遠的《詠懷》詩。
詩分前後兩部分。前部分四句，描寫司馬相如被漢武帝遺棄後與愛妻卓文君在茂陵家居時的恩愛閑逸的生活。碧綠的蔓草掛滿了井邊的石欄，環境是那麽優美寧靜。相如白天無事，不免又對著知音文君彈起琴來，那曲曲幽韻傳達出多少難言的心事。和煦的春風吹亂了文君美麗的鬢影。這裏表麵上寫得悠閑自得，充滿了一片天倫之樂，實際卻吐露出一種懷才不遇的深深寂寞和感慨，正如鮑照在《擬行路難》其六中所寫：“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弄兒床前戲，看婦機中織。”同樣充塞著一種痛苦到接近麻木的情緒。
後部分也是四句，明寫梁王與武帝把相如像斷草敗梗一般地拋棄，隻是武帝更懂得打一下、拉一把的政治權術，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還要利用相如的遺著《封禪書》，為自己塗脂抹粉。他親自登上泰山之頂，裝模作樣地對著天地禮拜。從相如的角度著眼，這個誌大才高寫下了煌煌賦作的文士，卻“惟留一簡書，金泥泰山頂”，死後還硬被拉去為統治者粉飾太平，這真是可恨可歎。一個“唯”字，含蓄著訴不盡的淒涼辛酸，似乎他留給人間的貢獻，就隻是這篇《封禪書》了，這實在太不公平了。
通篇似乎都是寫司馬相如，其實詩人已經巧妙地將自己融化進去，所以詩作題為《詠懷》。茂陵家居的情景，正是長吉昌穀賦閑的寫照；而泰山頂上的封禪禮拜，也正與長吉屈身奉禮郎的虛應禮讚如出一轍。
第二首詩抒寫了李賀在昌穀家居的生活和心情，反映了詩人的抑鬱憂傷和不幸。
“日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詩人在夜晚吟詠（著書）方罷，突然瞥見一絲白發象秋霜一般地飄落下來，這個意想不到的發現怎能不使他心頭一震?李賀是個苦吟詩人，據說他的詩思常在驢背上覓得，隨想隨寫下來投入身邊攜帶的錦囊中。晚上取出，在燈下斟酌成篇。其母常說：“是兒要當嘔出心來”（李商隱《李長吉小傳》）。正因為他這樣嘔心嚦血地從事創作，再加上家境貧寒、夙誌不伸，所以二十多歲就未老先衰，白發驚秋了。
“鏡中聊自笑，詎是南山期。”一“驚”之餘，不由便拿出鏡子細細端詳起來。“聊自笑”，顯得這笑是一種對自己的無可奈何的嘲笑，一種難以名狀的苦笑，表麵上似乎反應是淡漠的、不大在意的，卻怎麽也掩飾不了內心深藏的無限悲苦。聯係詩人曾擔當過奉禮郎這樣卑微的職位，可知這就是詩人無聲的啜泣。說他笑中含哭，大概是不過份的。
“頭上無幅巾，苦蘖已染衣。”頭上已沒有儒雅的頭巾可戴，身上隻穿著用苦蘖染成的黃衣。這完全是一副村夫山民的打扮了。這兩句寫詩人的鄉居生活，已到了一貧如洗、令人酸鼻的程度。深一層看，詩人不僅是寫生活的艱難，而且也暗示自己整個身心都已浸泡在苦水之中。真乃觸處生悲，何往而非苦也。
寫到這裏，詩人已把悲苦情懷推到了高潮。且看他如何收尾。“不見清溪魚，飲水得相宜？”這是一種自我寬慰之辭，貌似曠達，其實更反襯出詩人的不幸處境。弦不可拉得太緊，詩文也是這樣，作者委婉寫來，使前麵描寫中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緩和了不少。
《詠懷》這類詩，自西晉阮籍創體以來，或托比興，或借史實，或抒感懷，或重諷諭，其手法多變，總以顯示真實情懷，言遠旨深為貴。此篇以賦為主，直寫自身苦狀，透露不遇心態，塑造出一個受壓製被鄙棄的知識分子的自我形象，就認識和審美價值而言，是有它的獨特貢獻的。
- 參考資料：
- 1、朱世英 等．唐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994-996
- 2、馮浩非 徐傳武．李賀詩選譯．成都：巴蜀書社，1991：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