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首敘事詩，在寫作手法上相當樸實，記事、寫景，較少抒情，語言工整，用詞精確恰當。從文義的表麵上看，讚美韋彪關心民間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對韋中丞等州府官員愚昧迷信、勞民傷財行為的批評，對自己蒙屈而淪為下僚的悲歎。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義無神論者，他曾針對韓愈天有意誌、能賞罰的觀點，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他認為天地隻是自然物，既無意誌，也不能賞罰，“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天說》），希望天地能賞罰、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說》）。他還認為，“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製與禍亂，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答劉禹錫天論書》），天事與人事各不相幹。另外，在《非國語》中，他還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鬥自竭，自崩自歇，是惡乎為我設？”認為天地、元氣、山川等自然物的運動變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根據這些認識，柳宗元對韋中丞黃溪祈雨的荒誕行為，必然是持批評態度的。
當時的永州刺史韋彪，跟柳宗元並沒有什麽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後，唐憲宗改元大赦天下，韋彪便北移了。這人毫無才幹，連北移的賀表也是請柳宗元寫的。但由於他身為永州的行政首長，柳宗元的頂頭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並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當然不便直接批評韋彪，隻能用讚賞的表麵形式來記述這件事。但詩題中標明“口號”，而“口號”是古人隨口吟成的詩體，這便給詩添了幾許詼諧。詩人寫這場荒誕的祈神求雨戲時，字裏行間充滿了辛辣的諷刺，傳神地刻畫出了韋彪其人：興師動眾，不僅勞民傷財，而且是沽名釣譽的行徑；神祠荒涼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塗；場麵宏大，巫師裝神弄鬼，譏諷他的迷信與無知；並且通過“惠風仍偃草”的寫實，“靈雨會隨車”的用典，以對比的手法來揭示韋彪祈雨的無功與荒謬。據詩人的《遊黃溪記》記載，黃溪在城東七十裏，“黃神”乃是王莽的後代，是避禍來的。韋彪導演的這場鬧劇，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場，使周圍的百姓都受到了驚擾，根本不是在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禍”，並且災禍波及到了“樵客路”與“野人居”。
詩的最後兩句，才是詩人真實意圖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卻奉命隨行，做太守的清客、幫閑，成為獻媚取悅長官的低級僚屬，這對胸懷大誌的柳宗元來說，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實職實權的地方官，定會珍惜手中的權力，盡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為務”的抱負，幹一番興利除弊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