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元暠師詩》作於柳宗元初貶永州之時，當時有一位法號元暠的和尚，經劉禹錫的介紹專程到永州來拜訪；離去的時候，柳宗元寫序作詩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師序》中稱“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是當時的所謂“孝僧”。
詩的首聯敘寫了自己被貶後的悲憤心境：永貞革新，打擊了當時的方鎮割劇勢力、專橫的宦官和守舊複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順應了曆史的發展。而士族和割據勢力的代表，頑固地反對永貞革新，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他們結成聯盟，擁立太子李純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貶、殺。柳宗元在這次事件中被貶永州。“侯門辭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貞革新的事件，又敘寫了自己被貶後的悲憤心情。離開京都長安，本已失意，而強忍此時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憤。“必服”二字正話反說，表明柳宗元對朝廷的貶謫並非心悅誠服，他還是堅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確的；但封建社會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違抗的。因而在他的內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這種痛苦的表現。
詩的頷聯承首聯剖析自己心境的變化。頷聯連用兩個典故，以孔子自況，表達自己難以言傳的複雜心情。孔子五十歲時，由魯國中都宰升任司寇，為了抑製三家大夫家臣勢力，定計毀壞三家的都邑，因失敗而離開魯國。詩人以此類比道出被貶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實現振興周禮的大誌一般而感歎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於心死”，柳宗元自覺無力改變現實，而仕途的險惡，世事的紛爭，使他意識到要找到一個心靈的避難所，所以在頸聯他向元暠和尚表達了自己傾心佛道的思想：我隻有像陶潛一樣作個隱士，把自己的心隱居於佛道中，在那裏找到人生的歸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統治階級大力宣傳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聖教序》和《序記》，宣揚佛法，武後為佛造大像，中宗崇飾寺觀，肅宗、代宗在宮內設道場，憲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篤信佛法。貴族官僚們也多信佛教，元載、杜鴻漸、王維、王縉等，是其尤著者。王維“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淡為樂”，“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舊唐書·王維傳》）。由於統治階級大力宣傳佛教，民間更是盛行，寺廟林立，大量的勞動人口出家為僧或投靠寺院為寺戶、佃戶等，呈現出“人世遍千燈”的景象。當然柳宗元的談佛，有著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對有的佛教徒的做法並不讚同，他對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詩的尾聯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隻是施舍金錢，隻有懂得了世間萬物無生無滅的道理，佛道自然會發揚光大”的看法。
的確，有的佛教徒借宣揚佛教來搜括錢財，如王縉令五台山和尚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舊唐書·王縉傳》）。又如汴州相國寺傳言佛像流汗，節度使劉玄佐立刻親往布施金帛，並大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簿所入。所得巨萬計。”（《唐語林·卷六》）。用佛像出汗這個大騙局，搜括了無數錢財。詩人指斥這類人“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送去舉歸幽泉寺序》），並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誌於物外而恥製於世者，則思入焉”（《送去舉歸幽泉寺序》）的入佛標準，以表明自己的態度。
《送元暠師詩》內容豐富，短短八句，從一個側麵概括了作者的心路曆程，讓後人看到了中國古代進步知識分子的痛苦心靈。詩中引用了大量典故來敘事、抒情，如“去魯心猶在，從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來影射自己不得誌和受貶斥的遭遇，抒發了自己空懷壯誌的感慨。這些牢騷很深的話，由於用了典故，表現得非常委婉、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