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李十一醉憶元九》賞析

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見長。從詩中可見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全詩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

詩的首句,據當時參加遊宴的白行簡在他寫的《三夢記》中記作“春來無計破春愁”,照說應當是可靠的;但《白氏長慶集》中卻作“花時同醉破春愁”。一首詩在傳鈔或刻印過程中會出現異文,而作者對自己的作品也會反複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詩來說,白行簡所記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長慶集》所錄則是最後的定稿。詩人之所以要作這樣的修改,是因為在章法上,詩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當是“轉”。

從首句與次句的關係看,把“春來無計”改為“花時同醉”,就與“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緊密,而在上下兩句中,“花”字與“醉”字重複顛倒運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與第三句的關係看,“春愁”原是“憶故人”的伏筆,但如果一開頭就說“無計破春愁”,到第三句將無法顯示轉折。這樣一改動,先說春愁已因花時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憶”兩字陡然一轉,才見波瀾起伏之美,從而跌宕出全篇的風神。

這首詩的特點是,即席拈來,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而情意的表達,主要在篇末“計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計程”由上句“忽憶”來,是“憶”的深化。故人相別,居者憶念行者時,隨著憶念的深入,常會計算對方此時已否到達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這裏,詩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寫出這一生活中的實意常情,給人以特別真實、特別親切之感。

白居易對元稹行程的計算是很準確的。當他寫這首《醉憶元九》詩時,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寫了一首《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元稹對這首詩的說明是:“是夜宿漢川驛,夢與杓直、樂天同遊曲江,兼入慈恩寺諸院,倏然而寤,則遞乘及階,郵吏已傳呼報曉矣。”巧的是,白居易詩中寫的真事竟與元稹寫的夢境兩相吻合。這件事,表麵上有一層神秘色彩,其實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現的巧合,而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為基礎的。

唐代長安城東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當時的遊賞勝地。而且,進士登科後,皇帝就在曲江賜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進士題名之處。他們兩人應當常到這兩處共同遊宴。對元稹說來,當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懷念故人、追思昔遊時,這兩處長安名勝,不僅在日間會時時浮上他的心頭,當然也會在夜間進入他的夢境。由於這樣一個夢原本來自對故人、對長安、對舊遊的朝夕憶念,他也隻是如實寫來,未事渲染,而無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與白居易的詩比美的。

讀者更可見兩人的交誼之篤,也更可見白居易的這首詩雖像是偶然動念,隨筆成篇,卻有其深厚真摯的感情基礎。如果把兩人的詩合起來看:一寫於長安,一寫於梁州;一寫居者之憶,一寫行人之思;一寫真事,一寫夢境;詩中情事卻如《本事詩》所說,“合若符契”。而且,兩詩寫於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韻。這是兩情的異地交流和相互感應。讀者不僅可以領略詩篇的藝術魅力,而且可以從它的感情內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

參考資料:
1、陳邦炎 等.唐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883-884

原文《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唐代] 白居易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
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