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雖然隻有短短的四句，卻使用了兩個典故，因此顯得比較深奧難懂。第一個典故跟漢朝的賈誼有關。賈誼是雒陽（今河南洛陽）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間。據《史記·賈誼傳》記載：賈誼才十八歲時，就因為能夠寫詩做文章而著名。後來被河南太守吳治平推薦給漢文帝劉恒，二十多歲就成了博士，並在一年之內被破格提拔為太中大夫（相當於現在的司局級幹部）。本來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給他授予公卿的職位，但由於不少高官的反對與毀謗，漢文帝逐漸疏遠了他，將他貶為長沙王的老師。賈誼經過湘江時，寫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詩詞，借屈原被讒言所害放逐到江南來比喻自己。他在長沙滯留了四年多的時間，還算幸運，終於被文帝想起來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覲見時，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嚐祭神之後剩餘下來的肉，因為對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問，所以向他請教有關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緣故。賈誼於是非常詳細地解說了為什麽會這樣的原因，此後，漢文帝拜賈誼為梁懷王的老師，並經常向他詢問國家大事方麵的得失。梁懷王劉勝，是文帝最喜愛的小兒子，愛好讀書，沒過幾年，因為騎馬時不小心摔死了。賈誼覺得沒有盡到自己當老師的責任，常常流淚哭泣，傷心過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時候，隻有三十三歲。
第二個典故跟漢朝的太史公司馬遷一家有關。據《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從公元前140年開始，就在漢武帝劉徹的朝中擔任太史，對“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學說，都頗有研究，精通四書、五經和六藝，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成。到公元前110年時，漢武帝采納大臣的建議，去泰山封禪。司馬遷的父親身為太史，被迫滯留在周南，無法跟隨天子前往泰山，參與封禪盛典，悲憤而死。臨終前曾抓住司馬遷的手，流著淚囑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禪，我不能隨同前往，這是我的命運不好。我死了之後，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職；身為太史，不要忘記我所想寫的論著和文稿。”過了三年，司馬遷果然當上了太史令，博覽國家的藏書，秉承父親的遺成，潛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為替李陵投降匈奴辯解，被關進獄中，受了腐刑。出獄後當上了中書令，雖然曆經磨難，他卻無怨無悔地發憤著述，終於在公元前91年編寫完成了我國第一部通史，即《史記》。全書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記述了從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元年約三千年的曆史，是中國古代曆史的偉大總結。
柳宗元的《聞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寫公元810年（元和五年）舊曆十月，唐憲宗李純傳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東郊舉行祭拜大典，命令有關部門的官吏撰寫典儀方麵的文稿。任務繁重，時間卻又非常緊迫。第二句是寫柳宗元自認為才華出眾，而且有過這方麵的經曆，完全能夠承擔如此重任，但因為滯留在永州，就像當年西漢時期被貶到長沙的賈誼，沒法參與這種重大的祭典活動。
第三句寫賈誼後來終於被漢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滿腹的學問和才識，卻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麵前。第四句寫柳宗元以司馬談來比喻自己，因為無緣參與這種規模宏大且相當隆重的慶典，心情非常難受。他特別希望能夠通過什麽樣的途徑，將自己寫成的典儀文稿，送到唐憲宗的手裏，以便引起重視和青睞，但又沒有真正能夠信任與委托的人，幫助自己實現這種成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進入朝廷，擔任監察禦史裏行，“裏行”是見習的意思，大約相當於現在的監察部的部長助理，曾經主持過祭祀之類的事情。過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為禮部員外郎，專門掌管禮儀、享祭、貢舉之類事情。從詩中所引用的兩個典故，不難看出柳宗元那種躍躍欲試、極成為國分挑重任的積極進取精神；同時，也夾雜著對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賢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遺憾與憂憤的苦悶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