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褒早年的經曆，我們不大清楚。漢宣帝時，由於宣帝喜愛辭賦，先後征召文學之士劉向、張子僑、華尤、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王褒也得到益州刺史王襄的推薦，被召入京，受詔作《聖主得賢臣頌》。宣帝令他與張子僑等一起待詔，多次帶他們田獵，經過宮館，便命他們寫作辭賦以為歌頌。不久，將他提拔為諫大夫（秩比八百石，低於縣令）。後來，聽說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宣帝命王褒前往祭祀，結果病死於途中。由此可見，王褒的仕宦經曆比較簡單，主要是充當皇帝的文學侍從，未見有何作為。這種經曆，使他很難具備司馬相如那種獨立不羈、超凡脫俗的胸襟和氣魄；但他畢竟擺脫了拘守一隅的局限，走出了巴山蜀水，因而眼界還是比較開闊的。
總之，作為一個著名賦家，王褒沒有司馬相如那種磅礴的氣勢和批判精神，無法達到相如“廣博宏麗，卓絕漢代”的巨大成就；但他善於觀察生活，善於描寫那些獨具特色的事物。在漢賦的題材開拓、手法創新和語言錘煉等方麵，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仍然不愧為一代名家。他那詼諧幽默的語言風格，乃是巴蜀人民樂觀開朗性格的外在表現，在巴蜀文學史上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