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文章頗有見解。例如《題魏太祖紀》說漢高帝哭項羽，魏武帝祭袁紹，都不是“匿怨矯情”,而是“慷慨英雄之風”；策問《孟軻教齊梁之君》說孟軻譏別人“言利”，而自己卻講“好貨不害”，是“譏人甚詳而自任太略”。這都是不同尋常的看法。此外，劉敞還有《疑禮》一文，說“今之禮，非醇經也”，乃“聖人之徒合百說而雜編之”。這也不是一般儒生的見解。關於文風，劉敞重實用而反虛浮。他的《雜說》寫道：“今日之俗不矜節義而皆安於富貴，尚文章，文章濟理者寡而為名者重”，他認為這是“將來之弊”。劉敞的文章比較質樸，自然流暢，近於韓（愈）、歐（陽修）。例如《送楊鬱林序》說：“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為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寫得慷慨激昂，很有情致。劉敞的詩流傳也不少，五言、七言都不乏佳作。例如《聖俞挽詞》：“孤宦眾人後，空名三十年，交遊一時絕，詩筆四方傳。”簡潔凝練，辭情相稱。
劉敞在經學方麵的主要成就表現在其對《春秋》的研究上。他的《春秋學》研究自出新意解經，頗多自得之處。著有《春秋權衡》、《春秋傳》、《七經小傳》、《春秋傳說例》、《春秋意林》﹑《公是集》等，還與弟劉攽、子劉奉世合著《漢書標注》。在金石之學方麵造詣深湛，是個金石學家，且是我國金石學的開山人。他開私人收藏著錄之先例，把家藏的十一件古器物，使人摹其銘文，繪其繪畫，刻之於石，名為《先秦古器圖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