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端淑的主要成就在其文學方麵，其詩歌和散體古文及文學批評理論在當時的影響都非常大。他與李調元、張問陶以文名鼎立蜀中，被譽為清代“蜀中三才子”。彭端淑早年曾醉心製義（也稱製藝），其製義亦技壓蜀中，是繼韓琢庵、董新策後唯一能“發慮經旨”的製義大家。甫入京，即以製義名噪京師，深得蔡寅鬥、胡稚威、沈適芳等的推崇，謂為“不世之才”，“鹹推重之”。但製義這種形式主義的創作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製了彭端淑在文學道路上的發展，直到50歲他才掙脫束縛，“詩學魏、文學左史”，文風為之大變。特別是他辭官後，主動與人民接近，充分了解了廣大人民的貧困生活，更以無比憂憤的心情，力擎巨筆，寫出了一首首含蓄沉凝、膾炙人口的傳世佳作。
彭端淑後期的作品，題材極為廣泛，或憂國憂民，如“憂旱幾經旬，農夫心獨苦”（《七月十六日》）；或憤世嫉俗，如“……深山夜月一聲啼，天地有春留不得。今古世事如蒼狗，王侯蟻螻同枯朽，……胡為歲歲啼不住？似含孤憤爭自訴！”（《杜鵑行》）；或撫時感事，如“骨肉難無故，同懷七剩三。”“何時重聚首，一解憂心憤”（《憶弟》）。
彭端淑與其弟彭肇洙、彭遵泗在當時都以文才知名，時稱“三彭”。其中以彭端淑最為著名，影響也最大。其現存作品有《白鶴堂文集》四卷、《雪夜詩談》二卷、《粵西紀草》一卷、《曹植以下八家詩選》若幹卷、《蜀名家詩抄》二卷以及《晚年詩稿》、《碑傳集》、《國朝文錄》、《小方壺齋輿地叢書》、《廣東通誌》等。其中《白鶴堂文集》最為有名，議論小品文《為學一首示子侄》（簡稱《為學》）即出於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