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與創始人方苞、劉大櫆並稱為“桐城三祖”，被盛譽為“中國古文第一人”、“中國古文的高峰”，其在繼方、劉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提倡文章要“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為用。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這些主張充實了散文的寫作內容，是對方苞“義法”，說的補充和發展。在美學上，提出用 “陽剛”、“陰柔”區別文章的風格。“陽剛”就是豪放，“陰柔"就 是婉約。兩大風格相互配合，．相互調劑，就產生出多樣的風格。 同時，又發展了劉大櫆的“擬古”主張，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文章八要。學習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聲、色)，進而是重視精神(神、理、氣、味)，才能達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論體係。姚鼐著有《惜抱軒全集》，所編《古文辭類纂》風行一時，有力地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鼐對傳統文論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提出富有創見性的“陰陽剛柔說”，這對我國古代散文審美理論和風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認為，“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文章陰陽剛柔的變化，乃是作者性格、氣質、品德的表現。鼐在發展前輩的文學思想上，用陰陽剛柔這個哲學概念來解釋文章風格的來源和散文的風格特點，其中包含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姚鼐以宋儒之學為治學之本，故指斥考據的漢學家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廢棄漢儒治經之長。姚鼐“為文高簡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其論文根極於道德，而探源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嚐言，鼐獨抉其微，發其蘊，論者以為詞近於方，理深於劉”(《清史稿·文苑·姚鼐傳》)。其為文“以神、韻為宗”(方宗誠《桐城文錄序》)，形成一種迂徐深婉，一唱三歎，而又耐人尋味，意蘊無窮的風格。近代學者章太炎謂之“謹”，劉師培稱之“豐韻”，都是對其文風的富於韻味、言簡意豐的高度評價。姚鼐的詩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學唐詩，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當時儼然為一大家，故後人稱“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為正宗”(程秉劍《國朝名人集題詞》)。姚鼐的書法造詣很深，包世臣推鄧石如、劉石庵及姚鼐為清代書法之冠，將姚鼐的行草書列為妙品，故姚鼐非獨特文美，其翰墨亦為世重。鼐著有《九經說》19卷、《三傳補注》3卷、《老子章義》1卷、《莊子章義》10卷、《惜抱軒文集》16卷、《文後集》12卷、《詩集》10卷、《法帖題跋》1卷、《筆記》10卷、《書錄》4卷、《尺牘》10卷、《古文辭類纂》75卷、《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登泰山記》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繪泰山風雪初霽的壯麗景色。寫作特點:首先是以時間為順序，以遊蹤為線索，依次記敘了作者遊泰山的曆程和所見到的景色，剪裁得體，詳略分明。桐城派主張的“雅潔"和反對“冗辭”，從這裏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