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偽之爭。南宋魏了翁《鶴山渠陽經外雜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懷疑本篇和《悲回風》為偽作。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和清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以作品語氣而致疑。清吳汝綸《評點古文辭類纂》以《懷沙》為絕筆，又因本篇文詞淺顯，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陸侃如、馮沅君、劉永濟、譚介甫、胡念貽等人，也都以本篇無標題且多亂辭等原因，對本篇的作者為屈原提出疑問。然而無論如何，持此種理由的觀點說服力不是很強，與持本篇作者為屈原的論點相比，顯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剝奪屈原對本篇的著作權。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臨終之前回憶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張遭到奸人的破壞，而未能使之實現，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並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來喚醒頃襄王的最後覺悟。全篇可分為六段。
第一段從“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隱而備之”。追敘自己曾被懷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為楚國的富強出力，但最終因奸人進讒，遭到懷王猜忌而疏遠。“惜往日”就是憶往日，痛往日，因回憶過去而哀痛也。《史記·屈原傳》說屈原開始時是“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開頭四句與這些是對得起來的，但接下來的話就轉了。
“國富強”四句，言當時的楚國，修明法度，上下一心，確也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長，楚懷王委棄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認為楚王雖然有過失，己猶欲弼正匡輔，此意與《離騷》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證。
“心純庬”四句言由於自己對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給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們向懷王進讒言，懷王從而對自己發怒、猜忌、疏遠，這正是《屈原傳》中“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寫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聰明才智，虛飾罪狀，以惑誤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參驗考核，究其真相，就疏遠貶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從“臨沅湘之玄淵兮”至“使貞臣為無由”。屈原身臨湘水，決心自沉，該段寫臨死之前的思想鬥爭，更顯得其就義的從容。
“臨沅湘”四句，汪瑗認為“上二句是極推己之惡惡之心，不欲與讒人並生於世，蓋反言以見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為無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辭集解》）“君無度”四句言君王不知長短，故不能察，使芳草為藪澤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無益，於是甘心死之，決不苟活。這四句是對“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獨鄣壅”二句謂忠臣非不欲盡力，隻是由於“鄣壅而蔽隱”而不得輔佐。此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從“聞百裏之為虜兮”至“因縞素而哭之”。曆舉前世君王得賢人則興盛與信讒言則滅亡的事情來作進一步的對比說明。其中關於介子推的事情敘之尤詳，本意是還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張，振興楚國。“聞百裏”六句，曆舉百裏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湯王，呂望逢周文王，寧戚逢齊桓公之事跡，此四子，國君用之而國強。
“吳信讒”二句舉伍子胥事。吳王夫差聽信讒言令伍子胥自殺，伍子胥死後吳國便被越國滅亡。“封介山”四句舉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隨晉文公流亡，文公複國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燒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這裏以伍子胥死後而吳亡，與介子推死後晉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對比，暗示“存君興國”之意。
第四段從“或忠信而死節兮”至“使讒諛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沒有不是因為君王聽信讒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舉賢臣之例而進一步發揮。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節，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為君王不能參驗考究加以鑒別，而一味聽信小人謊言。“芳與澤”兩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實省察，則不能分別忠信與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別忠奸，則忠臣的命運就不會好了。
第五段從“自前世而嫉賢兮”至“如列宿之錯置”。進一步陳明自己過去與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樣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後，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將會昭雪於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賢能之人，謂在懷王時代，嫉善忌能，已經是這樣子的了。美好的東西被說成是醜惡的，醜惡的東西被說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東西出現，謠言馬上就會產生。
“願陳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與行為光明正大，如星鬥羅空，必將愈來愈明白，連“陳”、“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馬遷曾讚揚屈原：“推此誌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日、月、星為三光，“列宿錯置”，亦即“與日月爭光”。
第六段從“乘騏驥而馳騁兮”至最後為。進一步表明自己將沉江自盡，以身殉國的決心。
“乘騏驥”二句謂駕良馬疾馳，卻不用控製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謂乘木筏沿流而下，卻不用船槳而自恃人力。
“背法度”二句謂背棄法度而隨心所欲地治理國家，就好比上述兩種情況，與之並無差別。
“寧溘死”四句寫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謂“恐禍殃之有再”，朱熹說“不死恐‘邦其淪喪’而辱為臣仆……箕子之憂，蓋為此也。”蔣驥說：“謂國亡身虜也。”根據當時楚國屢敗於秦的形勢，朱、蔣二人的分析是頗有見地的。最後二句明明白白地說明了自己寫完這篇詩作之後就要赴水自盡，所以可以判斷這篇詩作確是屈原的絕筆。
這篇詩歌語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辭質樸率直，淺顯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暢。比如對於楚王的譴責，在《離騷》等其他作品當中，一般比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靈脩”、“哲王”等來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絕筆，則無所顧忌，直接責備楚王為“壅君”。此篇詩作的這種風格，在全部屈賦中是顯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結構上前後照應，詩歌以“明法度”起，以“背法度”結，前後呼應。林雲銘《楚辭燈》說；“以明法度起頭，以背法度結尾，中間以'無度’兩字作前後針線，此屈子將赴淵，合懷王、頃襄兩朝而痛敘被放之非辜、讒諛之得誌，全在法度上決人材之進退、國勢之安危。蓋貞臣用則法度明，貞臣疏則法度廢；及既廢之後，愈無以參互考驗而得貞讒之實，而君之蔽晦日深，雖有貞臣，必不能用，是君為壅君，國非其國也。”十分準確地說出了本篇這個特點。
- 參考資料：
- 1、薑亮夫 等．先秦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840-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