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青年時代就立下雄心壯誌，仰慕“古之夫大有為者”，向往於“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他25歲時已是“文章稱首”的長安才子，剛考中了博學弘辭科，又與禮部郎中楊憑之女新婚，逐步成為文壇領袖，政壇新銳。在其後的幾年裏，柳宗元又成為了當時皇帝的老師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堅分子，以熱情昂揚、淩勵風發的氣概，準備施展自己“輔時及物”、“利安開元”的抱負。然而，由於順宗皇帝李誦即位時就已經中風，說話也不清楚，雖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與藩鎮勢力強大，所以革新隻實行了幾個月，就以失敗而告終。元和四年八月，反對革新的太子李純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貶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議認為處之太輕，又改貶永州司馬。當時同時被貶的包括劉禹錫等人共有八位，史稱“八司馬事件”。
“永貞革新”的失敗對政治上躊躇滿誌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擊，但對於他的文學創作卻未嚐不是一件好事。當時的永州“草中狸鼠足為患，一夕十頓驚且傷”，相當於俄羅斯的西伯利亞，所謂的“永州司馬外置同正員”，其實是個編製外的閑職，沒有官舍也沒有具體的職務。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廟，未及半載，母親也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鬱悲憤，正當壯年的柳宗元身體也越來越差，諸病纏身，虛弱到了“行則膝顫，坐則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給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從悲觀與失意中振作起來，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並和田翁農夫相交，遠離了政壇上的明爭暗鬥，回歸到田園詩意般的生活，他認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樣的為世人所遺棄和漠視，寫出了許多千古傳誦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餘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評價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說：“炎難也給了他一份寧靜，使他有了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確實，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傷的十年，卻是他文學創作最豐富和哲學思想全麵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寫抑鬱悲憤、思鄉懷友之情，幽峭峻鬱，自成一路。最為世人稱道者，是那些清深意遠、疏淡峻潔的山水閑適之作。《永州八記》是柳宗元山水遊記的代表作，也是我國遊記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藝術魅力曆久彌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並不為世人所知。但這些偏居荒蕪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筆下，卻表現出別具洞天的審美特征，極富藝術生命力。正如清人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所說：“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為‘牢籠百態’，固宜。”柳宗元時而大筆揮灑，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曠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給人以氣勢磅礴之感。
《永州八記》對自然美的描繪，貴在精雕細刻出一種幽深之美。八記描寫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澗、小石城山等，柳宗元總是以小見大，猶如沙裏淘金，提煉出一副副價值連城的藝術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對小石潭周圍環境的描寫，“四麵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槍幽邃”，創造出一種空無人跡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記》對小石渠之水流經之處細膩的刻畫，在長不過十許步的小水渠上，一處處幽麗的小景，美不勝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鮮苔環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員不足百尺、魚兒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竹。
筆筆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風姿。柳宗元曾經說：“餘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說雖然因永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於是借山水之題，發胸中之氣，洗滌天地間萬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態，在用筆讚賞山水美的同時，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尋求人生真諦，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記》中刻畫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動態美，不是純客觀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賦予永州山水以血肉靈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說，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藝術寫照，物我和諧，匯成一曲動人心弦的人與自然的交響華章。
《舊唐書·柳宗元傳》說，柳宗元“下筆構思”，“精裁密致，璨若珠貝”。精裁密致可以概括《永州八記》結構之美。8篇遊記，整體構思，一氣貫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開始“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發筆，通過對西山周圍山水景致的描繪，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畫，最後，到《小石城山記》向蒼天發出“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的質問，對整個八記作結。8篇遊記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與上篇相關聯，前後呼應，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的藝術整體。如前四篇，首篇寫了西山宴遊之後，第二篇就以“鑽拇潭在西山西”起筆，自然銜接，毫無斧鑿的痕跡；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發端，同上篇相連；第四篇則以“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開篇。這就以西山為起點，向西出遊，接連出現了三處勝景，一處連一處，一景接一景，給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記前後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組合，猶如一氣嗬成，毫無間隔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