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襄陽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陽人，公元798年（唐德宗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為山東道節度使。由於做過襄陽大都督，故稱於襄陽。公元801年（貞元十七年）秋冬之際，韓愈被任命署理國子臨四門博士，正式在京師做官。博士職乃是閑官，地位不高，很難施展抱負，為此，他給於襄陽寫信請求引薦。此信以士欲進身場名、建功業須前輩援引，而前輩之功業盛名又須有為的後繼者為之傳揚為論點，入情入理。
本文分為三段。第一段泛泛而談人先達之士”應與人後進之士”。相為知遇的道理，這樣，雖將對方捧為人負天下之望者”也不顯得阿諛，雖標榜自己為人高材”也不顯得狂妄。第二段以人側聞”的形式讚譽對方，顯得客觀，這樣，既便於自己表達，也使對方不覺得突兀而樂於接受。最後，在第三段中，用描述自己生活的窘迫狀態來爭取對方的同情，以求得僥幸任用的機會。本文的寫法，雖給人以不卑不亢的感覺，但難免有仍有攀附權勢之意。
於襄陽，名頔（dí），字允元。他在公元798年（貞元十四年）任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不久，他又自請將襄州升格為大都督府。中唐以後，中央政府拿方鎮無可奈何，唐德宗隻好同意他當了襄州大都督。因為於是襄州長官，所以此書稱他為於襄陽。據《舊唐書》卷一三《於頔傳》載，於頔為人人橫暴已甚”，卻官運亨通，因而人自以為得誌，益恣威虐”；他任襄州刺史時人專有漢（水）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軍法從事”；由於德宗姑息，他人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陵上威下為務”。這些情況韓愈也應當有所人側聞”，可是此文多少還有為他迎合奉承之意。為了求官，不得不如此，韓愈此舉難道又是張九成所謂人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嗎？
看來韓愈求官心切，文中也難免強詞奪理，倒錯邏輯。求官與上進並行不悖，無可非議。為求官而牽強附會、因果倒錯就偏頗了。試問，韓愈最尊崇的聖人之一：孔子，一生未獲任何君主重用，其光華難道不是照樣永照後世嗎？！聖賢與其後繼的傳承，與他們是否富貴、高官厚爵沒有絲毫關係。聖賢的光輝來源於他們的思想，後輩的繼承在於萬眾的認同才得以留傳而永垂不朽！老子棄官仙遊，《道德經》至今留傳；莊子曳尾塗中，逍遙遊何其逍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