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州州學記》中，李覯記敘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無擇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學宮破壞、孔廟狹窄的現狀，決定興建一座新學宮的過程。當學宮落成，舉行“釋菜”祭孔的時候，在宜春講學的李覯大為感慨，發了一通議論。他說，秦始皇想萬代做皇帝，但劉邦一帶頭造反，函穀關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將領，叛變投降，爭先恐後。為什麽？是《詩》、《書》的大道理被拋棄了，人們隻見私利，而沒有聽過正義之聲呀！而漢武帝、漢光帝努力發揚儒家學說，純善的風俗教化一直延續，結果民間讀書人敢講正直的話，連功高震主的軍閥，也不敢膽大妄為，聖賢的教化深入到了這個地步。如今，你們袁州的讀書人能得到神聖天子的關懷，在本地的學校學習古代聖賢，就應該培養忠孝禮節，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如果隻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貴，那不僅是恥辱，也讓朝廷為政者擔憂呀！
凡是讀過《袁州州學記》的人，會覺得李覯有一股封建衛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滿了對皇帝的崇降，反複宣示“為臣死忠，為子死孝”的說教。但再讀思之，則又釋然。範仲淹不也是“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嗎？倘若能把這個“君”解讀成國家的話，就不難理解李覯那一片憂國憂民的赤誠了。
作為宋代散文的經典，《袁州州學記》雖然不像歐陽修散文那樣搖曳多姿，也不像蘇東坡散文那樣豪放與婉約兼備，但它凝煉莊重的語言讓我們領略到散文厚實的格調。如果撇去它的文學意義不論而從廣告層麵上去看，《袁州州學記》可能是較早宣傳宜春（袁州）的報告文學了。就憑這一點，我們也有理由感謝李覯。據史誌載，最早在宜春興建昌黎書院（當時稱韓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學記》中的主角祖無擇。由此很自然會讓人想到，倘若昌黎書院還在，何不以此為基礎，建成一個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場所——就像在北京的國子監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讓人們能真切地觸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