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命論》開篇即雲:“夫治亂,運也;……成之者運也。”李康認為,國家的安定與動亂,在於命運;個人的困厄與顯達,在於天命;地位的尊貴與卑賤,取決時運。這一部分是全文的總綱。李康認為,明君遇賢臣,國運興;賢臣逢明君,身名顯,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時。為了說透徹這一論點,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麵、反麵的史實,反複論述命運對人的影響,甚至說“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都是因為沒有參透命運,不懂“樂天知命”的道理。
“聖人”與“小人”對待命運態度不同,李康認為,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在於他能夠樂天知命,所以遭受窮厄之運而無怨恨,居重任之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運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奪”。凡迎合世俗甘於苟同之人,則善於察顏觀色,看風使舵,“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以窺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他們碌碌於聲色犬馬,為名利奔走競爭,到頭來也免不了如飛廉、惡來、費無忌、張湯、石顯之流的可恥又可悲的下場。從這一點上說,命運對於每一個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後,李康談到了聖人之立德。立德是一個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見得“必須貴”、“必須勢”、“必須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長萬物,聖人最大的寶貝是帝王之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為非叫義。所以古代稱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養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來推行君臣之道,不因名利而貪圖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為恥,不以能治理而沒有得到為恥。
《運命論》在理論意義上與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傳命定論的命意相同,然統觀全文,實為慷慨發憤之作。文章處處言命,然主旨卻不在談命,而是借題發揮,抨擊官場、世情的種種醜惡。其後劉孝標作《辨命論》,引申李康之說,語意則更為憤激。
《運命論》是一篇洋洋灑灑的大文章,內容繁富,思想複雜。文中的一些具體譬喻、分析,似不無可取之處;但總體的立論,卻不無偏頗。由於作者目睹曹魏政權後期大權旁落在司馬氏家族手中,感慨國家興衰、君臣遇合之無常,又不得其解,於是便把一切都委之於運命,公然提出:“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認為這種“運”是無法改變的,個人的出處窮達貴賤都是受個人命運的“命”與時代命運的“時”擺布的。為了證明這點,他列舉了許多曆史上正反麵的人事,如“百裏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子秦也”;張良在圮上受書後,以《太公兵法》遊說群雄,沒人明白,等到遭遇漢高祖,則每言必聽,常用其策,“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這都是運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聖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與子夏,卻勢動人主,風光一時,這就是命運所注定的。
《運命論》是用駢文筆法寫成的政論文,其辭采之精美,語言之整齊,音聲之講究,典故之宏富,庶幾可謂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駢體文,它對後期駢文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 參考資料:
- 1、何香久.《中國曆代名家散文大係·魏晉南北朝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141-143
- 2、李克和,餘樟華.《曆代名文一千篇·第二冊:魏晉南北朝》.長沙:嶽麓書社,1997:1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