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寫這首詩時，來到黃州已兩年了，烏台詩案的駭浪已成往事，詩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卻無法擺脫。《初到黃州》就自找樂趣：“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後又自尋精神寄托，手抄《金剛經》，又築南堂，開墾東坡；得郡守徐猷庇護，訪遊近地，與漁樵相處。至黃州後續有新交，詩酒唱和。詩題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黃州朝夕相處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蘇軾去岐亭訪陳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過一首七律。一年過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詩人心境蕩漾。起句是據前一年所感的設想。“東風”為春之信使，如城裏有了春意，“東風”這位信使就先自東門而入；此時，蘇軾卻一點感覺也沒有，他想，恐怕是“東風未肯入東門”吧。至於為什麽“未肯入東門”，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記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門”，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搖村”。就在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時節，渴望春意的詩人主動“出郊尋春”了。他是舊地尋春，又是“走馬”而去，所以次句說“走馬還尋去歲村”。
接下去不寫尋春所獲，卻宕開一筆，忽出警句：“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紀昀評價說：“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鳥，有感於外界信息而動。鴻雁南來北往，即使年年如此從不懈怠，在瞬息萬變的宇宙中也不會留下什麽痕跡。人之如候鳥，正在於此，隻不過人間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複雜得多；但同樣，人因有感而動，其中一切經曆、一切思緒，也隻如春夢一般，時過境遷，了無痕跡。蘇軾之所以有“人似秋鴻，事如春夢”之感，究其根源，是由於他遭受過烏台詩案的沉重打擊，又正在貶逐之中，隻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戀和煩惱，都強自推向“春夢了無痕”的虛無境地，以解脫失意中難以消除的痛苦。紀昀評所謂“深警”，說的就是此意。這是就三、四兩句本身來說。若就它在全詩中的關合來說，則妙在虛實離即之聞。“人似秋鴻”，實接首聯；“事如春夢”，反照下文。把人生進取、政治抱負都看得淡漠了，於是才有超然曠達、出郊尋春之舉，於是才有下邊四句所表達的春遊之樂。它看似遊離，實為全詩的關鍵所在。
“江城”指位於長江北岸的黃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溫和的野老蒼顏，既可具體指這次春遊的歡聚暢飲，也可概括蘇軾在黃州的生活樂趣。總之，他是以此為樂，甚至要以此為歸宿了。前一年訪故友陳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湧上心頭；這一年出郊尋春，又有潘丙、郭遘為伴，酒醺顏麵。山水自然之樂，人情樸野之純，完全可以驅除那些煩惱的往事，也完全可以衝淡甚至忘卻他當時的困厄。所以，詩的最後說：“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賦《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見棄，作《招魂》諷諫楚懷王，希望他悔悟，召還屈原（這一說法出自王逸《楚辭章句》，但經後人辨析，其說有誤）；蘇軾在這裏借指老朋友們為他的複出奔走。最後兩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黃州過得很好，已和這裏的朋友們約定每年作此尋春之遊，你們不必為我的處境擔憂，也不必為朝廷召我還京多操心。
蘇軾“奮厲有當世誌”，而且自信“致君堯舜，此事何難”。但在神宗、哲宗兩朝黨爭中幾經起落，而其“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唯已之是信”（馬永卿《元城語錄》），又從不“俯身從眾，卑論趨時”（《登州謝宣詔赴闕表》），遂使他一生陷於無邊的災難之中。蘇軾對待曆時三十年的災難，總的態度是“隨緣自適”，但各個時期又有不同。剛開始的時候，他赴密州途中說過“用舍由時，行藏在我”（《沁園春》詞）的話，那時還有還朝的願望。烏台詩案中他自料必死無疑，誰知未死。而貶去黃州，恍如隔世；經過這一次打擊，“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他在黃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覺“不可勝悔”，“今雖改之，後必複作”，不如“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黃州安國寺記》）再從他在黃州的詩詞文賦和種種活動看，他對起複還朝已失去信心。因此，這首詩的結尾兩句，不是牢騷，不是反語，是一種真情實感。蘇軾在黃州寄情詩書山水，寄情新交故舊，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異於失意文士的消極避世。他的畫像自題詩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澹州。”也不應看作牢騷反話。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時，總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這是他度過一切災難的精神力量。他臨死時對兒子說：“吾生不惡，死必不墜。”人們敬仰他、紀念他，一個原因是他的詩、詞、文、書、畫五藝俱絕，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腸，一種開闊曠達的襟懷。
- 參考資料：
- 1、《宋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4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