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門宴》一文，既為我們再現了曆史真實；它也為我們提供了高度的文學技巧典範。它的藝術特點，可以分為以下四點來觀察。
第一點，它善於在矛盾開展中描繪人物。通過重要曆史事件的描寫以突現人，使之為形象塑造服務。人物形象獲得高度的鮮明與統一，因之具備典型性。
在本文中，作者善善、惡惡、賢賢、黜不肖的態度是十分鮮明的。司馬遷以極其深微而又明顯的愛憎筆觸，刻畫了兩種不同類型的統治人物。劉邦是一個卑鄙狡詐而又極其機變的所謂成功人物；項羽則是一個粗豪自恃、淺聽輕信的所謂失敗英雄。作者把劉邦、項羽放在鴻門一會的具體曆史事件具體矛盾開展當中，進行描繪。最後達到人物形象的高度鮮明與統一，完成傳記文學人物的典型性質。所以劉邦、項羽，盡管是曆史上的真實人物，所描繪的的也完全符合曆史的真實；然而後世卻常用來概括兩種不同類型的人。作者在描繪這兩種人物性格時，愛憎傾向是十分明確的。對項羽主要的是同情和讚頌；對劉邦主要的是鄙夷和貶斥。這就深刻地影響著千百年後讀者群眾情感的向背，使人們同情的都歸於項羽一麵。本文在描繪張良、項伯、樊噲、範增的形象上，也極為成功。假如說本文寫的是“子房如龍，樊噲如虎”，那麽寫劉邦就真該是“如狐如鼠”了。
第二點，本文善於把巨大的曆史事件與豐富的細節描寫相結合，善於把生動的場麵敘寫與細節描繪相結合。在對尖銳的矛盾鬥爭的敘寫當中，完成其驚奇的富於戲劇性的故事情節。
這樣就能以在尖銳的矛盾鬥爭的展現當中，完成其驚奇的富於戲劇性的故事情節。使人們在千百年後，一提起鴻門宴故事來，許多人物的活躍形象，都如近在眼前。《鴻門宴》一文，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極其成功的範例。
第三點，本文具有周密嚴謹的組織安排。在材料處理上，也能前後相生，具有縝密的邏輯聯係。它密切依照曆史發展，把許多材料，加以精心地抉擇，並進行了細密的安排組織。使矛盾一環銜著一環，使情節一波推動一波。他以曹無傷密告起，以曹無傷被誅結。以範增說項羽始，以範增怒項羽終。在處理材料上，作者運用了繁（如闖宴）、簡（如誅曹）、省（如張良“具告沛公”）、複（如樊噲說項）各種不同筆法，使其相輔相成，以構成全篇嚴密無間的邏輯結構。幫助了主題內容的顯現。這些是本文鮮明特點之一。
第四點，是本文在語言運用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由於作者在傳記文學著作上，具有獨創精神叛逆情感，所以他能自覺地靠攏人民向民間語言學習；受有明顯的影響。許多民間傳說與歌謠諺語，都成為作者創作思想與創作語言的重要來源，構成作品的新鮮血液。使它的語言藝術，推進到中古時期散文文學的一個新的高峰：淺切、明白、活潑、樸實。
在本文中，如“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都是當時流行的成語；而“唉！豎子不足與謀！”則是當時的生動具體的口頭語言。
從全文語言風格來看，也完全可以說明司馬遷的操縱運用語言的能力，遠遠跨過秦及漢初散文語言的既有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此外，司馬遷在善於活用虛詞上，也極其出色。他往往憑借表情作用很強的虛詞運用，表現人物情態。如本文中，“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樊噲曰：‘臣死且不避，酒安足辭！’”等。都是運用虛字進行表情的極其傳神處所。《鴻門宴》一文的文學技巧，在整個《史記》當中，是具有代表性的。郭嵩燾說它“自是史公《項羽本紀》中聚精會神，極得意文字。”自非過譽。它不隻是達到了“敘事真而描寫切”、“語調整齊，字句錘煉”的境地；它也達到了神采辭章雙躋峰頂（“理既切至，詞亦通暢。”——《文心雕龍·啟奏篇》）的新高度。有人也用思想清新、文字精美、內容充實、組織周密四點，對整個《史記》的藝術特點作通俗的概括。這種通俗的概括評價，同樣也適用於本文。五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過去有些論述《鴻門宴》的文章，在作思想內容與藝術特點分析時，往往有一種脫離本段文字而從《項羽本紀》與《高祖本紀》全部著眼進行論列的不當傾向；在作劉、項評價時也有這樣毛病。我認為我們分析《鴻門宴》時，還是應該抓緊本文。雖然也應當聯係照顧到劉項《本紀》全篇，但卻不應喧賓奪主，或者把延伸的意義，說成本篇的思想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