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進學解》，舊說作於唐憲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韓愈四十六歲，在長安任國子學博士，教授生徒。進學，意謂勉勵生徒刻苦學習，求取進步。解，解說，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勸學、生徒質問、先生再予解答，故名《進學解》；實際上是感歎不遇、自抒憤懣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國子先生勉勵生徒的話。大意謂方今聖主賢臣，勵精圖治，注意選拔和造就人才。故諸生隻須在“業”和“行”兩方麵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錄用，無須擔憂用人部門的不明不公。“業”指學業，讀書、作文都屬於“業”。“行”指為人行事，所謂“立言”即發表重要見解也屬於“行”。韓愈認為這二者是主觀修養的重要方麵。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遊箴》感歎自己少年時學習的勁頭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歲大了，便不如少時了；痛心地說：“嗚呼餘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可見他始終念念不忘學業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義，認為這樣做了，便雖死猶生。還說“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須認真思考。可見《進學解》中關於“業”和“行”的教誨都不是泛泛之語，而確是韓愈所執著的立身處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對上述教誨提出質問。大意謂先生的“業”、“行”均很有成就，卻遭際坎坷，則業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說先生為學非常勤勉，六經諸子無不熟讀精研，敘事之文必記其要略，論說之文必究其深義，夜以繼日，孜孜不倦；次說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瀾，大有功於儒道；再說先生博取先秦西漢諸家文字之長，寫作古文已得心應手；最後說先生敢作敢為，通曉治道，為人處事，可謂有成。這四個方麵，一、三相當於“業”，二、四相當於“行”。驗之韓愈其他詩文，可知這裏生徒所說實際上是韓愈的自我評價。以學而言，他曾說自己“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奇辭奧旨，靡不通達”（《上兵部李侍郎書》），並能窮究奧妙，達於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許，欲以古文明道，傳世不朽。以捍衛儒道而言，他說道統久已不傳，即使荀子、揚雄也還有小疵，隱然以上繼孟子、振興儒學自期（見《原道》等文）。以為人行事而言，他自稱“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奸欺，不忍害傷” （《送窮文》），即堅持原則，正直不苟；又頗自負其政治才幹，青年時便說己潛究天下形勢得失，欲進之於君相（見《答崔立之書》）。這些評價，雖有的受到後人譏評，如有人批評他儒道不純，但大體說來，他在這幾方麵確實都相當有成績。可是其遭遇並不順遂。下文生徒所說“跋前躓後，動輒得咎”雲雲，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狀。他青年時本以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經四次進士試方才及第，其後三次於吏部調試，都未能得官，隻得走投靠方鎮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歲時才被授以四門博士（其地位低於國子博士）之職。次年為監察禦史，同年冬即貶為連州陽山（今屬廣東）縣令。三年後始召回長安，任國子博士。當時憲宗新即位，討平夏州、劍南藩鎮叛亂，顯示出中興氣象。可是韓愈並未能展其懷抱，卻困於讒方誹謗，次年即不得不要求離開長安，到洛陽任東都的國子博士。其後曾任河南縣令、尚書省職方員外郎之職，至元和七年四十五歲時又因事黜為國子博士。生徒所謂“三為博士，冗不見治”，即指一為四門博士、兩為國子博士而言。冗，閑散之意。博士被視為閑官。不見治，不能表現其治政之才。“頭童齒豁”，也是真實情況的寫照。韓愈早衰，三十五歲時已自歎齒落發白，作《進學解》時更已發禿力羸，隻剩下十來個牙齒在那裏搖搖欲墜了。仕途失意和體力衰退，使他憤慨而悲哀。生徒的這一大段話，其實正是他“不平而鳴”，借以一吐其胸中塊壘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話。先以工匠、醫師為喻，說明“宰相之方”在於用人能兼收並蓄，量才錄用。次說孟軻、荀況乃聖人之徒，尚且不遇於世；則自己被投閑置散，也沒有什麽可抱怨。最後說若還不知止足，不自量力，豈不等於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嗎？這裏說自己“學雖勤而不繇其統”雲雲，顯然不是韓愈的由衷之言，實際上是反語泄憤。“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說自己動輒遭受誹謗，而同時卻名聲益彰。這就更有諷刺意味了。這裏所謂“名”，主要是指寫作和傳授“古文”的名聲。其《五箴·知名箴》就說過，由於自己文章寫得好，又好為人師（其實是宣傳“古文”理論），因而招致怨恨。《答劉正夫書》也說：“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據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說，韓愈就是因“奮不顧流俗”，作《師說》，教後學，而遭受謗言，不得不匆匆忙忙離開長安的。至於說孟、荀不遇雲雲，看來是歸之於運命，借以自慰；實際上也包含著對於古往今來此種不合理社會現象的憤慨。他看到不論是曆史上還是現實生活中，總是“賢者少，不肖者多”，而賢者總是坎坷不遇，甚至無以自存，不賢者卻“比肩青紫”，“誌滿氣得”。他憤慨地問：“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見《與崔群書》）這正是封建時代比較正直的知識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貴的是韓愈並未因此而同流合汙。他說：“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於時，乃與天通。”（《送窮文》）決心堅持操守，寧可窮於當時，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聲名。
《進學解》表現了封建時代正直而有才華、有抱負的知識分子的苦悶，批判了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具有典型意義，故而傳誦不絕。此外，第二段中談古文寫作一節，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論和文學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舉取法對象止於西漢，那是因東漢以後文章駢偶成分漸多，與古文家崇尚散體的主張不合之故。所舉除儒家經典外，尚有子書《莊子》、史書《史記》以及《楚辭》和司馬相如、揚雄的賦、雜文等。這數家作品往往雄深宏偉，奇崛不凡，韓愈好尚正在於此。他曾稱屈原、孟軻、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為“古之豪傑之士”（《答崔立之書》）。這與古文運動前期某些論者片麵地將“道”與文學的審美特性對立起來，以至鄙視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進學解》以問答形式抒發不遇之感，此種寫法古已有之。西漢東方朔作《答客難》，揚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後繼作者甚多。但《進學解》仍能給人以新鮮感。這與它善於出沒變化有關。如第二段先大段鋪寫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數語寫其不遇之狀，語氣強烈。其間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轉折，而全段總的氣勢是酣暢淋漓的。第三段則平和謙退，似乎火氣消盡；而細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無奈、憤懣、嘲諷種種情緒包孕其中，其文氣與第二段形成對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諧趣。如先生諄諄教誨，態度莊重，而生徒卻以嬉笑對之；先生為說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貶抑，甚至自稱盜竊陳編。這些地方見出先生實處於被動，而具有滑稽意味。總之，全文結構雖簡單，但其內在的氣勢、意趣卻多變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鮮，又與其語言的形象、新穎有關。如以“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狀先生之勤學，以“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形容其碌碌無為，以“爬羅剔抉，刮垢磨光”寫選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為具體，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機杼。至於“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並蓄”、“投閑置散”等詞語，既富於獨創性，又貼切凝練，今天都已成為常用成語。又如“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等，將豐富的人生體驗提煉為短句，發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長的文章中，此類具有獨創性的語句卻如此之多，實在使人不能不驚歎作者在文學語言方麵的創造能力。此外，本文文體係沿襲揚雄《解嘲》，采押韻的賦體，又大量使用整齊排比的句式，讀來聲韻鏗鏘，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藝術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