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在其人物史論中寫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穎深刻,高遠幽邃。治國之策,行事之則;愛民之心,嫉惡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別出新見,發人之所未見,啟人之所未思。晁錯曾提出“削藩”建議,後被漢的帝所殺。“晁錯之死,人多歎息”,蘇軾卻翻空出奇,以獨特的視角,一家之言,闡述了晁錯受禍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傑之士應“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功”的主張。
文章開篇為泛泛概說:“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起句看似虛寫,實則卻在暗說漢的帝時國泰民安中隱含著的諸侯之患。接著,作者便圍繞“患”字,從“坐”、“起”兩方麵進行分說。“坐觀其變”而不對禍患采取措施,那麽禍患便會蔓延得無可救藥;“起而強為之”而不等待時機,則天下也同樣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麵。作者說的“起而強為之”,暗指晃錯的削落。下麵,文章又結止上兩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傑之行”的作為,以此而暗與晃錯柑比。用“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寫出曆史上的失敗者、又具體落實在晁錯身上,暗含著對晃錯失敗原因的評論。這兩句堪稱全篇關鍵之處,是作者論說的中心。在此處,它還有承上啟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上承“起而強為之”;“苟以求名者”,下啟“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後麵,“天下治平”幾句,暗寫的帝時的“七國之亂”;“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幾句,又虛寫七國起兵後晁錯的態度。因此,首段雖沒直接點出晃錯,但卻句句在寫晃錯。抽象中有具體,虛寫裏含實寫,虛實相生中既使後麵的論述高屋建扳,又讓文章排宕開閨,具有一種滔滔的氣勢。
第二段,文章在前麵基礎上較而易舉地由抽象而具體,由隱而顯。由曆史的抽象概說,過渡到具體的史事論述。西漢社會諸侯的割據勢力嚴重威脅著封建的中央集權、晃錯繼賈誼之後,屢次建議的帝“削藩”。他說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嘔,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漢的帝用其策,於是出現了“七國之亂”。後來因讒言晁錯被殺,後代之人多悲歎晃錯的盡忠而蒙害。但蘇軾這裏卻一反傳統老調,認為晃錯獲罪是由於“有以取之也”,從而使文章蹊徑獨辟、不同凡響。
第三段,作者一方麵緊扣史事,另一方麵卻把筆觸拉開,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誌介的觀點。然後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鑿龍門、決江河和潰冒衝突來舉例論證,提出“事至而不懼”、“徐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責晁錯的臨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體,這一段議論變得豐富,行文也變得曲折。這一段通過有力的論說鞭辟近裏地闡述了晃錯取禍的原因。“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蘇軾認為“削藩”應該逐步進行,徐為之所”,而不應“驟削之”,驟削則必然導致“七國之亂”,這便是“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仁人君子豪傑卻於此時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業,但晃錯不在此時捐身,力擋大難,擊潰七國,反而臨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責”,那麽“天下之禍”自然便集中在晁錯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議之事、所立之淪雖與前文相近,但觀點與史事卻逐漸由隱而顯、由暗而明。文章的氣勢也慢慢由弱而強、由平易而近洶湧。緊接著,作者又連用了兩個反問句,把文章的氣勢推向了的頂峰。“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是誰引發出七國之難而又臨危而逃了選擇最安全的處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這是忠義之士所憤惋之人,既使無袁盎的讒一也不會幸免十禍。這樣的結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這兩個問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現出汪洋懲肆的特征。然而蘇軾並不就此擱筆,他用兩個條件再從反麵假設晁錯,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遠廣闊。“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這是假設晃錯不臨危而逃;“使不至於家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這是假設晃錯不使人主自將。那麽即使有一百個袁盎也不能使晃錯獲禍。
最後一段,文章的氣勢漸漸平緩,在感歎曆史之時,再一次指出臨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錯取禍的原因,從而增重了題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時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積貧積弱,作者思治,故此論實為有感而發。起首議論雄深渾徽,有很強的針對性。全篇文章由虛而實,由實而氣勢滔滔,由氣勢滔滔而漸漸平緩,把舒緩與緊湊有機地融為一體。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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