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道》中,韓愈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他對儒道的理解:“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為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以此為據,他批評了道家舍仁義而空談道德的“道德”觀。他回顧了先秦以來楊墨、佛老等異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義道德之說趨於混亂的曆史,對儒道衰壞、佛老橫行的現實深表憂慮。文章以上古以來社會曆史的發展為證,表彰了聖人及其開創的儒道在曆史發展中的巨大功績,論證了儒家社會倫理學說的曆史合理性,並以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為對比,批評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國家於不顧的心性修養論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們對社會生產生活和綱常倫理的破壞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的具體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提出了一個“道統”的授受體係。韓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會倫理學說後,總結說:“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宋儒所樂道的“道統”的形態即由此而來。關於韓愈的“道統”說,《原道》最直接的打擊對象是佛老,韓愈所要誅的“民”,也是士農工賈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原道》的指責顯然是不合適的。韓愈從國計民生的角度指責佛老破壞了社會的生產和生活,這種基於現實功利的批判無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納賦稅,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並集於寺觀,“至武宗會昌滅佛時,官度僧尼已達二十六萬多人”。
《原道》強調“君君臣臣”的等級秩序,還隱隱地將矛頭指向了另一個強大的對手,藩鎮。對於這一點,陳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經揭示。他認為,韓愈在文章中屢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實包含著對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局麵的深憂,因為安史是“西胡雜種,藩鎮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漢人”。此說雖有理,似略顯迂。相比之下,倒是蔣凡先生之說更為顯明。《原道》中說:“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誅。”藩鎮割據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賦不入,這樣的亂臣賊子,正在可誅之列。隻是由於當時藩鎮勢力正熾,才不得已以曲筆加以誅伐《原道》之作,實有著強烈的幹預現實的用心。
- 參考資料:
- 1、馮青;;韓愈籍貫新考[J];湖南教育;1981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