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論》並不全麵評論張良的生平和功業，而隻論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觀方麵的根本原因——“能忍”的過人之節。這個問題過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創見。
開頭一段是立論，提出能忍、不能忍這個命題。“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是泛言，舉凡忠勇、堅毅等等超乎常人的節操，全都包括在內。以下則扣住《留侯論》本題，加以申說，將“過人之節”具體到“忍”字。說“忍”，又是從“‘勇”字來說，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隻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說，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為抱負甚大，誌向甚遠的緣故。表麵看來，勇和忍似乎是對立的，作者卻指出了它們的統一性，充滿辯證法，非常精警深刻。這是作者的基本論點，也是全篇的主意。雖然這裏並未指名，實際是對張良而言。以下全是對張良的具體論證。
文中舉了張良狙擊秦王、進履受書、勸說劉邦封韓信為齊王三件事。這三件事表麵看來似無關連，但作者卻敏銳地看到了它們之間的聯係，由此提出了他的獨創見解。
第二段先從前兩件事說。人們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贈書事，因而把一些神怪傳聞當作真實。作者把這件事同張良狙擊秦王聯係起來，把他為韓報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與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聯係起來，指出這是秦時的隱士對張良忍耐心的考驗觀察，其用意並不在書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動所暗示的，都是聖賢間互相警示勸戒的道理。這幾層意思緊密鉤連，互為論證，結構非常嚴密。拂去老人贈書的神奇色彩，關係到基本立論，因為如果這真是神怪的行為而非人事，就無法按常理論之。老人贈書的用意，則是從張良和老人的行動本身這兩個方麵來論證。從張良講，他狙擊秦王的行動，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現，這種荊軻、聶政式的刺殺行為，在當秦勢方盛時無異於白白送死。老人因為痛惜其才，才“出而試之”，故意用傲慢無禮的舉動“無故加之”，極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煉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其“能有所忍”。從老人說，他對張良的一係列折辱舉動，顯然不是出於無心。當老人故意走到張良跟前墮履又命他取履時，張良“欲毆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橋取履是“強忍”著，老人豈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帶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張良想，既已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這“能忍”的程度又進了一步，但老人還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裏許路，見張良隻是目送著他，並無異常的表現，這才再走回來，對張良說：“孺子可教矣！”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試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筆墨也很傳神：寫張良“欲毆之”，“強忍”，“業為取履，因履之”，“殊大驚，因目之”，一連串帶動作的心理描寫把個“忍”字的深化過程刻畫得絲絲人扣。隨後因“平明”、“雞鳴”赴約仍然遲到而一再受到怒責，終於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練。這給作者取為立論主題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贈書，隻須將書授與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說明“意不在書”。“且其意不在書”，而在使張良能忍，二者實為一個意思。
為了加強說服力，第三段又引史為證，再次申說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鄭伯能忍而不戰退敵，勾踐能忍而終滅吳國，以見忍的極端重要性，說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試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張良的情景，證明他的舉動確實是對張良的考察試驗。前者是從動機講，後者是從事實講，行動的目的則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化用《論語·衛靈公》“小不忍則亂大謀”語意，即上文所謂“聖賢相與警戒之義”），後來的結果則是使張良達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張良早年的兩件事而言，第四段又舉他後來在劉邦項籍鬥爭中的一個例證以實之。沒有這個例證，張良在坦上的表現，可以視為偶然；有了這個例證，上麵的論證才開花結果，落到實處。這段的精妙之處在於，作者不是孤立地講張良，而是聯係到劉、項兩家的鬥爭來舉例。文中把劉邦之所以勝和項籍之所以敗，歸結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韓信求假封為齊王的事例，把劉邦之能忍歸結為係由張良成全，不僅說明了能忍對於張良、對於劉、項的事業的重大意義，還說明了紀上老人的啟導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強了通篇議論的說服力。末尾以揣度作結，謂子房的狀貌也表現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穎，風調翩翩，餘味不盡。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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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呂晴飛．唐宋八大家散文鑒賞辭典：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1171-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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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陳振鵬 張培恒．古文鑒賞辭典（下）：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1332-1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