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安帝義熙元年(405)，陶淵明棄官歸田，作《歸去來兮辭》。這篇辭體抒情詩，不僅是淵明一生轉折點的標誌，亦是中國文學史上表現歸隱意識的創作之高峰。全文描述了作者在回鄉路上和到家後的情形，並設想日後的隱居生活，從而表達了作者對當時官場的厭惡和對農村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麵，也流露出詩人的一種“樂天知命”的消極思想。
淵明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起為州祭酒，到義熙元年作彭澤令，十三年中，他曾經幾次出仕，幾次歸隱。淵明有過政治抱負，但是當時的政治社會已極為黑暗。晉安帝元興二年(403)，軍閥桓玄篡晉，自稱楚帝。元興三年，另一個軍閥劉裕起兵討桓，打進東晉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至義熙元年，劉裕完全操縱了東晉王朝的軍政大權。這時距桓玄篡晉，不過十五年。伴隨著這些篡奪而來的，是數不清的屠殺異己和不義戰爭。淵明天性酷愛自由，而當時官場風氣又極為腐敗，諂上驕下，胡作非為，廉恥掃地。一個正直的士人，在當時的政洽社會中決無立足之地，更談不上實現理想抱負。淵明經過十三年的曲折，終於徹底認清了這一點。淵明品格與政治社會之間的根本對立，注定了他最終的抉擇——歸隱。
辭前有序，是一篇優秀的小品文。從“餘家貧”到“故便求之”這上半幅，略述自己因家貧而出仕的曲折經曆。其中“親故多勸餘為長吏，脫然有懷”，及“彭澤去家百裏，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寫出過去出仕時一度真實有過的欣然向往，足見詩人天性之坦誠。從“及少日”到“乙巳歲十一月也”這後半幅，寫出自己決意棄官歸田的原因。“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是棄官的根本原因。幾經出仕，詩人深知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喪失自我，“深愧平生之誌”。因此，“饑凍雖切”，也決不願再“違己交病”。語言雖然和婉，意誌卻是堅如金石，義無反顧。至於因妹喪而“自免去職”，隻是一表麵原因。序是對前半生道路的省思。辭則是淵明在脫離官場之際，對新生活的想象和向往。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起二句無異對自己的當頭棒喝，正表現人生之大徹大悟。在詩人的深層意識中，田園，是人類生命的根，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園將蕪，意味著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歸去來兮，是田園的召喚。也是詩人本性的召喚。“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說自己使心為身所驅役，既然自作自受，那又何必悵惘而獨自悲戚呢。過去的讓它過去就是了。詩人的人生態度是堅實的。“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過去不可挽回，未來則可把握，出仕已錯，歸隱未晚。這一“悟”、一“知”、一“覺”，顯示著詩人把握了自己，獲得了新生。“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四句寫詩人想像取道水陸，日夜兼程歸去時的滿心喜悅。舟之輕颺，風之吹衣，見得棄官之如釋重負。晨光熹微，恨不見路，則見出還家之歸心似箭。這是出了樊籠向自由的奔赴嗬。連陸行問道於行人，那小事也真實可喜。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仆歡迎，稚子候門。”一望見家門，高興得奔跑，四十一歲的詩人，仍是這樣的天真。僮仆歡喜地相迎，那是因為詩人視之為“人子”而“善遇之”(蕭統《陶淵明傳》)。孩兒們迎候於門，那是因為爹爹從此與他們在一起。從這番隆重歡迎的安排中，已隱然可見詩人妻子之形象。“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誌”(出處同上)。在歡呼雀躍的孩子們的背後，是她怡靜喜悅的微笑。“三徑就荒，鬆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望見隱居時常踏的小徑已然荒涼，詩人心頭乍然湧上了對誤入仕途的悔意；隻是那傲然於荒徑中的鬆菊，又使詩人欣慰於自己本性的猶存。攜幼入室，見得妻子理家撫幼，能幹賢淑。那有酒盈樽，分明是妻子之一片溫情。多麽溫馨的家庭，這是歸隱的保證。“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飲酒開懷，陋室易安，寫出詩人之知足長樂。斜視庭柯，傲倚南窗，則寫詩人之孤介傲岸。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詩人的心靈與生活，已與世俗隔絕，而向自然開放。日日園中散步，其樂無窮。拄杖或遊或息，時時昂首遠望，也隻有高天闊地的大自然，才容得下詩人的傲岸嗬。“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鬆而盤桓。”此四句之描寫，顯然寄托深遠。宋葉夢得《避暑錄話》評上二句：“此陶淵明出處大節。非胸中實有此境，不能為此言也。”雲“無心”而“出”，鳥“倦飛”“知還”，確乎喻說了詩人由出仕而歸隱的心路曆程。清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評下二句：“閔晉祚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為，思以岩棲穀隱，置身理亂之外，庶得全其後凋之節也。”日光暗淡，日將西沉，是否哀憫晉祚，姑且不論，流連孤鬆則顯然象征詩人的耿介之誌。本辭中言“鬆菊”，言“庭柯”，言“孤鬆”，一篇之中，三致意矣。“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複駕言兮焉求。”詩人與世俗既格格不入，還出遊往求什麽呢。“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餘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親人之情話，農人談莊稼，是多麽悅耳，多麽真實。什麽“應束帶見”官的討厭話，再也聽不見啦。除了琴書可樂，大自然本來也是一部讀不盡的奇書，何況正逢上充滿希望的春天。“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駕車乘舟，深入山水，山道深幽，山路崎嶇，皆使人興致盎然。“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大自然充滿了生機、韻律，令人歡欣鼓舞，亦令人低徊感慨。萬物暢育，正當青春，而自己呢，已近老年。“已矣乎，寓形宇內複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省察生命之有限，愈覺自由之可貴。生年無多，何不順從心願而行，又何須汲汲外求？“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即仙鄉，指道教所說神仙世界，其實亦可兼指佛教所說西方淨土。富貴功名非我心願，彼岸世界也不可信。由此即可透視淵明的人生哲學。他既否定了世俗政治社會，亦摒棄了宗教彼岸世界。在士風熱衷官職、同時佛老盛行的東晉時代，其境界不可謂不高明。他的人生態度是認真的、現世的。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義，實現人生之價值。“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此四句是詩人理想人生的集中描寫。天好則出遊，農忙則耕種，登高則長嘯，臨水則賦詩。勞動、自然、人文，構成詩人充實的全幅生命。“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複奚疑。”結二句是詩人人生哲學的高度概括。《周易·係辭》雲：“樂天知命故不憂。”化、天命，皆指自然之道。讓自己的生命始終順應自然之道，即實現了人生的意義，此足可快樂，此即為快樂，還有何疑慮呢！這是超越的境界，同時又是足踏實地的。
《歸去來兮辭》是辭體抒情詩。辭體源頭是《楚辭》，尤其是《離騷》。《楚辭》的境界，是熱心用世的悲劇境界。《歸去來兮辭》的境界，則是隱退避世的超越境界。中國傳統士人受到儒家思想教育，以積極用世為人生理想。在政治極端黑暗的曆史時代，士人理想無從實現，甚至生命亦無保障，這時，棄仕歸隱就有了其真實意義。其意義是拒絕與黑暗勢力合作，提起獨立自由之精神。陶淵明，是以詩歌將這種歸隱意識作了真實、深刻、全麵表達的第一人。《歸去來兮辭》在辭史和文學史上的重要意義，即在於此。
在兩宋時代，《歸去來兮辭》被人們所再發現、再認識。歐陽修說：“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宋庠說：“陶公《歸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評量了此辭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李格非說：“《歸去來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朱熹說：“其詞意夷曠蕭散，雖托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上引文見陶澍集注本)則指出了此辭真實、自然、衝和的風格特色。宋人這些評論，是符合實際的。(鄧小軍)
讀《歸去來兮辭》，並不能給人一種輕鬆感，因為在詩人看似逍遙的背後是一種憂愁和無奈。陶淵明本質上不是一個隻喜歡遊山玩水而不關心時事的純隱士，雖然他說“性本愛丘山”，但他的骨子裏是想有益於社會的。魯迅先生在談到陶淵明時說：“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題未定草》）透過“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這些憤激之語，我們感到了沉重。
《歸去來兮辭》的寫景是實寫還是虛寫？錢鍾書先生說：“《序》稱《辭》作於十一月，尚在仲冬；倘為追述、直錄，豈有‘木欣欣以向榮’，‘善萬物之得時’等物色？亦豈有‘農人告餘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為未歸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參見錢鍾書《管錐編》1225～1226，中華書局，1979）如此說來，本文第一大寫作特色就是想象。作者寫的不是眼前之景，而是想象之景，心中之景。那麽，寫心中之景與眼前之景有什麽不同嗎？眼前之景，為目之所見，先有其景後有其文，文景相符，重在寫真；心中之景，為創造之景，隨心之所好，隨情之所至，心到景到，未必有其景，有其景則未必符其實，抒情表意而已。
本文語言十分精美。詩句以六字句為主，間以三字句、四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韻律悠揚。句中襯以“之”、“以”、“而”等字，舒緩雅致。有時用疊音詞，音樂感很強。如“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多用對偶句，或正對，或反對，都恰到好處。描寫和抒情、議論相結合，時而寫景，時而抒情，時而議論，有景，有情，有理，有趣。
語文人生·最後說明一點，就是陶淵明雖然歸隱田園，且不論他這種做法是積極還是消極，但他畢竟不同於勞動人民。他寫《歸園田居》也罷，寫《歸去來兮辭》也罷，實際上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現象，歸隱田園的也並非他一人。然而他的歸隱造就了一個文學家，形成了一種文學風格，在中國文學史上熠熠生輝，光照千秋。歐陽修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此話雖過，但可以見出它在文學史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