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認為有較高的道德修養是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書》的開頭說:“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有日矣,況其外文乎?”由此可見,他認為德是文章的內核,文是德之載體,或者說是外在的表現形式。這和他所一貫倡導的“文以載道”說是相一致的。如,他在《爭臣論》一文中說:“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在《答李秀才書》中說:“愈之所誌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
那麽,“道”和“文”怎樣能相促相長,達到較高的水準呢?他在《答李翊書》的第二段形象的論述了這個問題,他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要寫好文章,不要隻是想去尋找一盒能讓東施變西施的外用美麗霜,不要被狹隘的功利所驅譴,而要像為樹養根,給燈加油那樣,去加強道德修養,有了教高的道德水準,詩之樹、文之燈才根深葉茂、光焰萬丈!有了較高的道德修養,就有了經濟蒼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憫難憐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則鳴,有憤激則書,敢於為民請命,敢於為一切正義和真理搖旗呐喊、奔走呼號。金銀財色不能動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鉗其口。想不說話是多麽難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腸刮肚、冥搜虛飾以敷綴其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