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高司諫書》賞析

內容分析

該信由年少事寫起,先說自己對高由聞名到識麵,三次懷疑高的為人:一疑未必是個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學問,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後聯係高若訥的所作所為得出“決知足下非君子”的結論,確立總的論點。接著為範仲淹辯護,對高若訥的為人進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趨炎附勢的本相時先蕩開兩筆,一說人的剛果懦弱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二說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然後折回,指責高若訥現在毀範以為當黜,並以此為榮,文過飾非,“此君子之賊也”。先退後進,欲擒故縱,抨擊更顯厲害。繼而又兩路出擊,嚴密推理,指出不管範仲淹賢還是不賢,對他過去的升遷和現在的貶斥,作為諫臣的高若訥都有責任:“太抵罪在默默爾。”後引曆史事實,說明忠賢奸邪自有公論。再聯係現實抬出當今聖上“進用諫臣,容納言論”的牌子,批評高若訥不能直言的失職行為,並以非諫官的餘靖、尹洙的仗義執言作襯托,怒斥他沉默不諫隨人高下的可恥。最後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對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並說明如若不然,自己願意將書公之於朝,甘願承擔獲罪的嚴重後果。

在信中,作者駁斥高若訥對革新派範仲淹的詆毀誣蔑,鞭撻了高若訥趨炎附勢的卑劣行徑,斥責他的所作所為是“不複知人的有羞恥事”;並表示如果高若訥執迷不悟,堅持認為範仲淹當貶,那麽就希望他“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一股浩然正氣充溢於字裏行的,表現了作者不計利害、維護改革、敢於直言的可貴精神。

藝術特色

一、反話正說,直砭肌骨。開篇一段,作者以他對高司諫的耳聞傳言展開敘事,寫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廁其的,獨無卓卓可道說者”。其人雖列進士及第榜,但在作者眼裏,不過默默無聞輩。二疑其品節問題。作者坦言他從朋友那裏對高司諫的了解,是“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在這裏,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論據,“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諫,卻“俯仰默默,無異眾人”,很是可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斷近乎有誤,幾乎已認定高司諫為人人可愛的真君子了。因為高司諫“侃然正色”“無一謬說”的表現,作者雖有疑慮,但內心已傾向於認為高司諫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裏而存三疑,作者鋪敘豐厚曲折,然至此筆觸一轉,“今者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書信裏直陳其言,毫無遮掩矯飾,言辭犀利,語鋒尖銳,充分表現出一個正直知識分子情義激憤的慨然之態。而欲言其弊卻先存疑,波瀾曲折,筆觸激蕩。

二、對比敘事,揭其真貌。與其說作者對範仲淹充滿同情之心,不如說作者在心底潛隱著“惺惺相惜”之意。範仲淹“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這段判詞,顯示出作者對範仲淹的推重與賞識。正直之人反遭貶黜,剛直本性不得伸展,這已使有識者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諫之流,卻要翻白為黑,落井下石,助紂為虐,令人激憤不平。作者以人之常情來推斷,庸人惜身自保,無可厚非;但如高司諫者卻要“昂然自得,了無愧畏”,詆毀賢能,以其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賊”了。層層推理,婉曲中顯現出綿長透辟的說理風格,讓人無可辯駁,無可回避。在事理對比中,人格與品節的高下、尊卑,道義與情感的價值評判,真實與虛假的對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

三、窮究其理,無可遁形。作者綿長的說理論證風格還表現在他能夠將道理條分縷析,於細微處見深厚的筆力。他依理說事,直言範仲淹正直的操守與超群的才能,並以此來反責高司諫:“倘使範仲淹能力不及,品節不當,卻能在朝為官多年,你身為朝廷諫官,豈不有失職之實?而當其為皇帝‘驟用’之際並無諫諷之語,一旦官事頹敗,卻又刻意逐賢,不正是諂媚權貴以自保、詆毀賢人以自高嗎?”作者義正詞嚴,理據充分,透辟深邃,具有論說家考據的風範。

參考資料:
1、朱進國著.唐宋元明清書信選析:陽光出版社,2014.12:第53-60頁
2、黃嶽洲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名篇鑒賞辭典 下卷:華語教學出版社,2013.01:第928頁

原文《與高司諫書》

[宋代] 歐陽修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禦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麵。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曆曆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範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製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禦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麵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