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濟州巨野（今山東巨野）人。出身農家，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進士，曾任知製誥、翰林學士等職。他直言諫諍，三次被貶，仍守正不阿。他反對北宋初年承襲五代的浮華文風，提倡“韓柳文章李杜詩”。其作品清新淡雅，對北宋詩文革新運動起到了開拓作用。《待漏院記》一文作於宋太宗淳化初年，文章標題中的“待漏院”是指百官在宮門外等候早朝時休息的地方。漏，漏刻，古代用銅壺滴漏以計時。宰相及百官須待漏盡門啟而入朝，故稱待漏院。
宋代中央集權加強，但宰相的權力並沒有真正削弱，宰相和副相組成的集團有很大的實權。由於宋代科舉擴大，官員主要從進士中選拔，他們維護封建王朝統治地位的責任心很強。《待漏院記》一文刻畫了封建社會中以天下為己任和以一己之私利為出發點的兩類為官者形象，栩栩如生，活靈活現。
賢良之臣在待漏院等候皇帝接見時想到的是：“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辟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厘之。”此時此刻，他們想的是如何使老百姓安居樂業，如何使四方少數民族歸順朝廷，如何使戰亂盡快平息，如何使荒蕪的土地得以開辟，如何使在野的賢人得以重用，如何將奸佞小人逐出朝廷。如果氣候反常，天時不正，災禍將至，自己寧可做出犧牲，願讓位於賢者以祈求上天消除災禍；如果那些殘酷的刑法不能廢止不用，犯法者屢禁不止，欺詐日生，便用禮儀去教育人們。想這些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這些官員係王事和百姓之事於一心，實屬難得。
奸佞之臣則不然，他們想的是：“私仇未複，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一句話，他們想到的皆是一己私利。正如作者所概括的：“私心慆慆。”而這樣做的結果則是，“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
王禹偁對兩類為官者的立場態度十分鮮明，所刻畫的忠奸兩種為官者形象惟妙惟肖、力透紙背，令人過目難忘。《待漏院記》讓人深切感受到王禹偁對國事的關切和對“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的批判。他從鞏固宋王朝統治的目的出發，提出宰相應忠於國事，勤於政務，使國家安定，百姓富庶，既闡明了宰相職責，也反映了中國古代士人的政治理想。
此文被稱為“垂世立教之文”，當今的為官者也可以將此文當做一麵鏡子，對照文中描述的兩種為官者形象來反省自己，揚長避短、完善自我，走好為官之路。時下，各級黨員幹部的主流是好的，湧現出了許多楷模。這些“賢良之臣”廉潔奉公、勤政愛民、兢兢業業、樂於奉獻，是民之福祉、國之希望。然而也有極少數的為官者以權謀私、腐化墮落，成為民之災害、國之蛀蟲，敗壞了黨的聲譽，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嚴重危害。
《待漏院記》一文令人感悟頗多，願當今為官者都能細讀此文，從中吸取有益營養，加強官德修養，努力使自己成為“忠於國事、勤於政務”、百姓愛戴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