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就是說：秦之所以亡，有十個失誤，其中一個，到現在（即在路溫舒當時）仍然存在，即過分重視、重用“治獄之吏”。這些人，“上下相毆(驅)，以刻為明”，“敗法亂正，離親塞道”。他們競相追逐，濫施刑罰，以“治獄”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結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處死）之計，歲以萬數”。
文章尖銳地揭露了封建法製運用“逼、供、信”的殘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謂“棰楚(以杖鞭撲)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訊來逼供，“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名義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麽罪，曉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實這中間無疑包含著“誘供”，以進一步陷人於罪。“上奏畏卻，則鍛練(煉)而周內(納)之”，就是說：怕上級批不準，必須把上報材料和報告寫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辦法有二：一是進一步對“犯人”進行逼供、誘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證”，使“成練者眾”；一是組織材料班子、刀筆文吏對材料進行精心的加工，對報告進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雖咎繇(同皋陶，傳說中舜時賢明的法官)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鐵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當時“治獄之吏”都“以刻為明”，是當時朝廷倡導的結果。朝廷利用權勢，大搞思想箝製、輿論一律，使執法“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個“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萬人的人頭就這樣滾滾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敵》劇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提出改造被汙染的溫泉浴場的建議，觸犯了當地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被宣布為“人民公敵”。其實在異口同聲地對他進行“圍剿”的人中，並不乏同情之士，他們振臂“討伐”，心裏明白，悄悄地對斯多克芒醫生表示歉意——迫於權勢，“不敢不那麽辦”。“治獄之吏”，誘於“深者獲公名”，鑒於“平者多後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麽辦”。林彪、“四人幫”統治期間，當權者上下相驅，以“左”為明。“左”之深者獲公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於是重用、提拔有份；說公道話者多後患——輕則不信任，重則受株連。因此，自安之道，在於寧“左”毋右。於是乎上下競相“左”，極“左”思潮風行矣。看來古今中外，曆史的共性還是不少的，否則，兩千年前的作品怎麽會引起我們的共鳴呢？
矯治的辦法，路溫舒作為封建時代的廷尉史官，隻能提出“除誹謗以招切言”，即讓人講話，國君要不計較臣民們的“謗言”，牢騷、罵娘的話都讓說，才能“開天下之口”，招來至切之言。他繼承了古代開明政治家反對“防民之口”(《召公諫厲王止謗》)的優良傳統，主張“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即可殺可不殺者不殺，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這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他把希望寄托於國君的開明，則有其局限性。路溫舒畢竟是封建時代的官吏，我們不可苛求於他。今天，我們不能象路溫舒那樣寄托於個人，而必須從根本製度上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