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法說這樣對待音樂和舞蹈有什麽好或不好。這是曆史的本來麵目，那時擁有話語權力的人的觀念就是如此。他們這樣認為，也就照此去做。做了之後還要大發議論，一定要從中挖掘出深刻的含義來。比如《詩經》中的那些“國風”，不過是西周時各地方上的民間歌謠，平民百姓在勞作之餘有感而發，率興而作，哪裏想得到什麽聖人天子、治理下民、德行仁政之類！男女之間傾訴愛慕之情，征夫怨婦抒發內心的憂傷，辛勤勞作的農民表這對剝削者的不滿和憤恨，同君子大人們心中所想的有什麽必然聯係？所以，季劄的評論，以及後來儒生們的評論，不過是他們自己以自己的觀念，先入為主地附會而已。一首《關睢》，本來在這時男歡女愛的愛情追求，卻被解釋為讚美“後妃之德”！
這在我們今天看來是觸目驚心和可笑的。照我們的觀念，再也不可能像季紮那樣去理解音樂和舞蹈，不可能板著麵孔拿它們作說教的工具。政治製度的好壞，同音樂舞蹈沒有什麽必然的聯係。懂音樂舞蹈的人當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不懂音樂舞蹈的人當中也有好人和壞人。世事人情的複雜多變，哪裏有固定不變的模式可去硬性框定？
我們更願意相信，音樂和舞蹈是人們表情達意的一種方式。它們讓人們相互溝通，相互理解；它們也讓人通過自娛自樂來獲得精神的輕鬆和解脫；它們也可以表達我們對天地人的思索；它們也可以表達我們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探索和追尋。陽春白雪當然使我們高雅，而我們也不拒絕下裏巴人。從出土的曾侯乙編鍾看來，春秋時期的音樂已有相當高的水平，而且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音樂、舞蹈各有特色。季劄有幸欣賞魯國演奏的周樂，並且作出令人信服的評論，為後世留下這篇珍貴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