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喜歡在詩中臧否人物。王象春這首詩，就對項羽、劉邦這兩位大人物作了一番評說。
項羽、劉邦當初並不是什麽大人物，不過都是有野心的人。照司馬遷的記載，他倆都見過秦始皇。項羽見了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見了說：“大丈夫當如此也！”雖然一個藐視，一個豔羨，目標卻都是自己想當皇帝。後來果然為了天下，龍爭虎鬥，打得個昏天黑地，野心得遂，小人物也就進入了“大人物”的圈子。在這場爭奪中，劉邦勝了，項羽敗了。在以成敗論英雄的中國，自然會為勝者送上無量讚歌，對失敗者則大抵少有好話，能像司馬遷那樣把項羽列入《本紀》，還有不少讚許之辭，就算很不容易了。王象春從功業的成就來觀察，以為劉邦能去秦苛法，約法三章，如天降甘霖，深得民心，可謂真龍；項羽勇可稱虎，但入關後隻知掮槍綽棒、縱火劫掠，不懂收拾人心，隻是一介莽夫，終較劉邦遜色。
這一評論雖很簡潔，但未有新意。不過，王象春的劉項比較論還有後麵兩層意思，讀來就頗不俗了。
一層是從人格上比較。鴻門宴上，範增三提玉玦，暗示項羽起伏兵殺掉劉邦以除後患，但“項王默然不應”。他堂堂做人，寧可一刀一槍在戰場決勝負，不願意在背後搞陰謀詭計。劉邦不同，當項羽把劉邦他爹綁在砧板上，威脅劉邦退軍時，劉邦竟完全不以老子的安危為念，嬉皮笑臉地對項羽說：我們曾約為兄弟，我老子就是你老子。如果你想把你老子煮來吃，請分一碗肉羹給我嚐嚐。完全是一副潑皮無賴的樣子。兩相比較，論人格，王象春以為“項王真龍漢王鼠”。中外曆史上，政治家都是玩弄詭計的高手，翻雲覆雨、朝令夕改、弄虛作假、背信棄義，是家常便飯。成功了，這一切都可以當作靈活的手腕兒載入經典。如果失敗，自然另作別論。項羽勇猛，不擅詭計，終於失敗，但王象春以為項羽的人格高於劉邦。這樣的評論，就有點意思了。做人，總要講點人格，如果不講人格，整日玩弄些陰謀陽謀，雖然得了天下，可稱梟雄，也難得到人們心底的尊敬。
再一層是從人性的層麵作比較。他選擇的切入點是劉、項同自己心愛女人的關係。男女的情愛，應當是人性的至潔至純。湯顯祖《牡丹亭》題詞中所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複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正是說的從情愛之深淺可以窺探人性的真偽。一個人如果為物欲、權欲所迷，便不會有真正的男女情愛。即或他們養小妾、包二奶也曾信誓旦旦，一朝同物欲、權欲的利益相左，山盟海誓的女人便被棄如敝屣，成為他們的攫取私欲的犧牲。“垓下美人泣楚歌”是說虞姬的故事。這個故事在京劇《霸王別姬》中項王不舍，虞姬自盡，被梅蘭芳演得纏綿悱惻。但在《史記》中隻說項王“悲歌忼慨”，“美人和之”，然後項王“泣下數行”。“虞兮虞兮奈若何”——譯成白話，就是“虞啊虞啊，怎麽來安頓你呢？”怎麽安頓？沒見記述，隻說他帶著八百從騎突圍走了，看來是把虞姬丟下沒管。後來的《楚漢春秋》說虞姬有和歌道：“漢兵已略地，四麵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看來是出於假托，就像京戲裏寫虞姬自刎在先，項王突圍在後一樣，不過是後人以為應當如此罷了。“定陶美人泣楚舞”，是說劉邦的寵姬戚夫人的。戚夫人是定陶人，恃寵固位是這類女人的毛病，戚夫人也不能免，所以纏著劉邦要把自己的兒子立為太子。劉邦也曾答應過，但因張良設計，為太子找了幾個出色的保護人，使劉邦不敢另行廢立。於是，對戚夫人說，太子羽翼已成，動不了了。呂後真是你的主子了。劉邦是否真是因為有了商山四皓輔佐太子，就不敢有所動作，姑置勿論。他的這一舉動是否有利漢室也暫不討論，但明知呂後狠辣，戚姬命運堪憂，卻不做任何安排，隻是說：你為我跳楚舞，我為你唱楚歌。戚夫人“噓唏流涕”他也不管，自顧自走了，那薄情也同項羽差不多了。後來戚夫人母子都慘死於呂後之手，劉邦是不能辭其咎的。從人性的角度看劉、項，王象春以為二人都是“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