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工人，在舊社會被稱作泥瓦匠，略帶輕蔑；另有一個書麵稱號，叫圬者，說白了，就是幹髒活的，同樣不好聽。在封建時代，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念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泥瓦匠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社會地位底下，被人瞧不起。他們的生平事跡幾乎從不載入史冊，也很少有人替他們樹碑立傳。然而，也有例外，唐代著名的大文豪韓愈（公元768～824年），就替一名叫王承福的泥瓦匠正兒八經寫過一篇傳記，題目是《圬者王承福傳》，使得一千多年之後，人們通過這篇八百多字的簡要傳記，能了解到一名唐代建築工人的精辟言論和高尚情操。
王承福原先是個地道的農民，家住京兆長安（今西安），世代朝夕以“繡地球”為業，胸對黃土背朝天。安史之亂改變了他的命運，他拿起武器上戰場，這一幹就是十三個年頭。戰爭結束，脫下戰時袍，“複員”後的他本來可以憑著戰功當一名小官僚，但是，王承福是個明理的人，他覺得，與其做自己力不勝任的小官吏，不如“回家賣紅薯”。因為遭戰亂的破壞，家裏的土地喪失了，他倔強地拿起瓦刀，憑力氣幹活，維持生活。
三十多年，他風裏來雨裏去，整天一把水、一把泥的與建築工程打交道，一點兒也不覺得辛苦，也不覺得丟什麽麵子。他住在雇主的家裏，按實付給主人房租和夥食費。結餘的工錢少得可憐，他卻總是拿來救濟殘疾、患病的貧困人。
在傳記中，韓愈如實記錄下這位建築工人所說的話，談不上是豪言壯語，也沒有故作姿態的矯情，然而，句句出自肺腑，令今人讀來仍感動不已。“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說：責任有大有小，隻有各盡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像器皿的大小雖然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光吃飯不做事，一定會有天降的災禍。所以我一天也不敢丟下泥镘子去嬉戲。粉刷牆壁是比較容易掌握的技能，可以努力做好，確實有成效，還能取得應有的報酬，雖然辛苦，卻問心無愧，因此心裏十分坦然……要知道，這話是一千多年前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工”說的呀，多麽坦蕩的心胸，多麽富有哲理的人生感悟！
平凡建築工人王承福的偉大還不止這些，他對待財富超然豁達的態度，即使在千年之後，仍閃耀著思想的光輝。因為經常出入於達官貴族家庭，替他們建房造屋，對富貴家庭“起高樓、樓塌了”的迅疾變化，王承福看在眼裏，記在心裏。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依賴祖先遺留下來的財富過日子，那是靠不住的。王承福說：光吃飯不做事（食焉怠其事）必然遭到天降的災禍，勉強去幹自己才智達不到的事（強心以智而不足），強行選擇與才能不相稱的事去做（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富貴也是很難保住的。所以，他老老實實以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為榮，決不這山望著那山高，整天想入非非，大事幹不好，小事又不願幹。王承福夠不上是“聖人”，然而，他懂得，人的能力有大小，有多少能力就應該發多大光，這些道理王承福不但跟韓愈說了，一定也身體力行地做到了。
韓愈把王承福看作是學習“楊朱學說”的人，批評他“獨善其身”，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這個結論相當武斷，也誤解了王承福。韓愈站在“勞心者”的立場，分析“勞力者”的內心世界，難免得出似是而非、隔靴搔癢的結論來。當然，在傳記的最後一段中，韓愈亮明自己的觀點，替王承福說了公道話：比起那些既擔心不能得到利益，又擔心失去利益的人（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為滿足自己生活中的欲望，貪圖不義之財而忘記道義，因此丟掉性命的人（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那要好得多了。韓愈是身居廟堂之上的高官顯爵（吏部侍郎），能夠如此評價處於江湖之遠的一介草民，並不惜“屈尊”為王承福同誌寫傳記，也真是難為這位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顯赫的韓昌黎大人了。今天，農民工進城是很普遍的社會現象，學習韓愈精神，端正對農民工的看法，注意從細小處發現他們身上的亮點，應成為社會成員共同遵守的道德規範。
《圬者王承福傳》輯入宋刻《昌黎先生集》卷十二中，《古文觀止》和許多“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匯編集中，也大都收錄了這篇文章。文中鏗鏘有力的語句，後世廣為傳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