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詩到底為何人何事而作，曆來爭論頗多，迄今尚無定論。簡略言之，漢代時不僅今古文有爭議，而且今文三家也有不同意見。《魯詩》主張此詩為“衛宣夫人”之作，後為劉向《列女傳》之所本，《韓詩》亦同《魯詩》說（見宋王應麟《詩考》）。《詩序》說：“《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這是以此詩為男子不遇於君而作，為古今文家言。今文三家，《齊詩》之說，與《詩序》同。
自東漢鄭玄箋《毛詩》以後，學者多信從《毛詩》說，及至南宋，朱熹大反《詩序》，作《詩序辯說》，又作《詩集傳》，力主《柏舟》為婦人之詩，形成漢、宋學之爭論。元、明以降，朱熹《詩集傳》列為科舉功名，影響頗大，學者又多信朱說，但持懷疑態度的亦複不少，明何楷、清陳啟源、姚際恒、方玉潤等皆有駁議，爭論不休。
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見，今人之《詩經》選注本、譯注本各有所本，或主男著，或主女作。高亨《詩經今注》、陳子展《詩經直解》均以為男子作，而袁梅《詩經譯注》、程俊英《詩經譯注》又皆以為女子作。
細究詩義，當以衛臣不遇於君之作為是，陳子展先生說得很準確：“今按《柏舟》，蓋衛同姓之臣，仁人不遇之詩。詩義自明，《序》不為誤。”此詩人的身份為男子 --- 而且是大臣，絕非平常男子（下文尚有論述），這從詩中“無酒”、“遨遊”、“威儀”、“群小”、“奮飛”等詞語即可看出。況且，主此詩為女子之作者的理由實不充分。劉向、朱熹之說均自相矛盾：劉向《列女傳》雖以《柏舟》屬之衛夫人，但是他在上封事，論群小傾陷正人時，兩引此詩仍用《毛詩》義（《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傳》，又在《說苑·立節》中引用此詩時，也用《毛詩》義，說“此士君子之所以越眾也”‘朱熹先從劉向之“衛宣夫人”說，後又疑其為“莊薑”（《詩集傳》），切在《孟子·盡心下》：“‘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孔子也。”注曰：“《詩·邶風·柏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之事可以當之。”是不能自圓其說的，也都是自語相違。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此詩既屬《邶風》，為何卻詠衛國之事？原來“邶”、“鄘”、“衛”連地，原為殷周之舊都，武王滅殷後，占領殷都朝歌一帶地方，三分其地。邶在朝歌之北，鄘。衛都朝歌，為成王封康叔之地，“邶、鄘始封，及後何時並入於衛，諸家均未詳。....惟邶、鄘既入衛，詩多衛風，而猶係其故國之名。”（方玉潤《詩經原始》）所以邶詩詠衛事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方玉潤認為此詩可能即為邶詩，“安知非即邶詩乎?邶既為衛所並，其未亡也，國事必孱。......當此之時，必有賢人君子，......故作為是詩，以其一腔忠憤，不忍棄君，不能遠禍之心。”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這首詩凡五章。第一章寫作者夜不能寐，原因是懷有深憂，無法排遣。首二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以自喻，雖以喻國，以舟自喻，喻憂心之沉重而飄忽，以“舟喻國，泛泛然於水中流，其勢靡所底止，為此而有隱憂，乃見仁人用心所在”（《詩經原始》）。詩一開始就寫出了抒情主人公沉鬱的心情。接著點明夜不成眠的原因是由於痛苦憂傷一齊湧積心頭，這裏既有國家式微之痛，又有個人不遇於君、無法施展抱負之苦。“隱憂”是詩眼，貫穿全篇。末二句寫出了作者的憂國之心和傷己之情，即使美酒、遨遊也不能排除自己的痛苦憂傷。何楷《詩經世本古義》雲：“飲酒遨遊，豈是婦人之事？”以駁朱熹之說，自有相當理由。第二章表明自己不能容讓的態度和兄弟不可靠。“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二句，表白不能逆來順受之意，辭意堅決、果斷，以鏡作喻，說明自己不可能像鏡子那樣不分善惡美醜，將一切都加以容納而照進去。“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寫兄弟之不可依靠。《孔疏》雲：“此責君而言兄弟者，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這正謂君與己為兄弟也。”雖過於落實，但從後兩句“薄言往恕，逢彼之怒”看來，卻與《離騷》中“莖不察餘之中情兮”兩句的意思相近，說它是借喻君主，未必不符合原意。第三章“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表明自己堅定不移的剛強意誌。這四句以“石”、“席”為喻，表明自己意誌的堅定，語句凝重，剛直不阿，哪裏有絲毫的“卑順柔弱”之處（況且即使“辭氣卑順柔弱”也並不能作為婦人之詩之證）。“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二句，更是正氣凜然，不可侵犯。尤其是“威儀”一詞，決不可能是婦人的語氣，特別是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會環境裏。“威儀”從字麵上講，是莊嚴的儀容之意，《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載北宮文子曾對衛侯論及“威儀”說：“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並引“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為證，這還不能說明問題嗎？另外全章六句，每二句的下句均用“不可”一詞，形成否定排比句，鏗鏘有力，氣勢極其雄健。第四章寫煢獨無助，捶胸自傷，原因是被群小侵侮，一再遭禍受辱。“群小”一次對說明作者的身份很有用處，陳啟源在《毛詩稽古編》中說：“朱子至謂群小為眾妾，尤無典據。呼妾為小，古人安得有此稱謂乎？”那麽，“群小”“指虐待她的兄弟等人”行不行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為果然如此，她就不可能“薄言往怒”了！所以“群小”，隻能釋為“一群小人”，猶《離騷》中之“黨人”一樣。第五章寫含垢忍辱，不能擺脫困境，奮起高飛，由
此感歎統治者昏聵。首二句：“日居月諸，胡迭而微”，以日月蝕喻指蛛蛛昏聵不明。姚際恒曰：“喻衛之君臣昏暗而不明之意。”（《詩經通論》）中二句“心之憂矣，如匪紡衣”，喻寫憂心之深，難以擺脫。嚴桀雲：“我心之憂，如不紡濯其衣，言處在亂君之朝，與小人同列，其忍垢含辱如此。”（《詩緝。）末二句“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寫無法擺脫困境之憤懣。“奮飛”一詞語意雙關，既感憤個人處境困頓，無法展翅高飛，不能施展抱負，又慨歎國家式微振興無望。我們不能想象，在那禮製重重，連許穆夫人家國破滅歸唁衛侯都橫遭阻攔的春秋時代，一個貴族婦人（或普通婦女）能高唱“奮飛”，有“想突破生活的樊籠，爭取自由幸福”的思想。黃元吉雲：“婦人從一而終，豈可奮飛？”（〈傳說匯篆〉）比之將古代婦女思想現代話的傾向，還是基本無誤的，雖然它也脫離了時代實際。
這是一篇直訴胸臆，徑陳感受，風格質樸的顯示注意作品，“隱憂”為詩眼、主線，逐層深入地抒寫愛國憂己之情，傾訴個人受群小傾陷，而主上不明，無法施展抱負的憂憤。首章便提出“憂”字，接著寫不得“兄弟”的同情，深憂在胸，屋脊排遣；然後再寫自己堅持節操，不隨人轉移；後邊又寫群小傾陷，而主上不明，隻得捶胸自傷；最後抒發無法擺脫困境之憤懣，向最高統治者發出呼喊，從而將愛國感情表達得十分強烈。
此詩最突出的藝術特色是善用比喻，而富於變化：首章“泛此彼舟，亦泛其流”，末章“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是隱喻，前者既喻國事飄搖不定，而不直所從，又喻己之憂心沉重而飄忽，後者喻主上為群小所讒蔽,忠奸不明。“心之憂矣，如匪紡衣”，為明喻，喻憂之纏身而難去。二章之“我心匪鑒”、三章之“我心匪石”，則均用反喻以表達自己堅定不移的節操。至於姚際恒在〈詩經通論〉中所說的“三‘匪’字前後錯綜則是指詩在句法上的表化，“我心匪席”連用排比句，而“我心匪鑒”句為單句。
另外，詩的語言亦複凝重而委婉，激亢而幽抑，侃侃申訴，娓娓動聽在〈詩經〉中別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