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國被秦國滅亡的教訓，是許多文史家關注的話題。僅“三蘇”就每人寫了一篇《六國論》。蘇軾的《六國論》，針對六國久存而秦速亡的對比分析，突出強調了“士”的作用。蘇軾認為，六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是久存的原因。隻要把那些“士”養起來，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帶頭人了，國家就可以安定了。蘇轍的《六國論》則是針對六國不免於滅亡的史實，指出他們相繼滅亡的原因是不能團結一致，共同抗戰，滅國是咎由自取。
蘇洵的《六國論》不同於以上兩篇。蘇洵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借題發揮。蘇洵的寫作目的不在於總結六國滅亡的教訓，而在於警告宋朝統治者勿蹈六國滅亡的覆轍。借古喻今，以談論曆史供當今統治者借鑒，這是蘇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從曆史情況看，六國滅亡的原因並不是“賂秦”。六國的失敗，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舊，不重視改革，不能堅持“合縱”政策去對付秦國的“連橫”政策，被秦國遠交近攻的手段各個擊破。另一方麵，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使秦國國力大增，具備了統一中國的實力。加上戰國長期的戰亂，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統一，符合人們的願望。秦國統一中國，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蘇洵對此並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認這一點：“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並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圖是點明賂秦是六國滅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統治者，不要用賄賂的方法對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說過：“老泉論六國賂秦，其實借論宋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謂深謀先見之識矣。”
宋朝建國後，宋太祖片麵地接受唐朝藩鎮割據，尾大不掉，以至滅亡的教訓，采取了“虛外實內”的政策，削弱邊關的實力，調集重兵駐守京城。結果造成了邊關的空虛。遼國乘虛而入，屢犯邊疆。宋太宗繼位後，曾兩次派兵擊遼，均遭失敗。後宋太宗兩次進攻幽州，企圖奪回幽雲十六州，又遭敗績。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遼大兵壓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陽），威脅汴京開封。於是，宋與遼簽定了“澶淵之盟”，答應向遼輸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到了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遼再次要挾，宋隻得增加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來要，又是賜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茶三萬斤。人民的血汗就在這種納賜之中，付之東流。蘇洵對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縱橫恣肆，痛陳利弊，對當權者進行規勸，希望其改弦易轍，增強國力，與敵鬥爭。蘇洵的議論雖不無可商榷處，但總的立論是正確的，並且不幸為蘇洵所言中：就在蘇洵死後六十年，終於發生了“靖康之變”（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國的覆轍，為後起的金所滅，徽、欽二帝被俘，客死異國他鄉。
《六國論》除去在立論上具有借題發揮、借古喻今的寫作特點外，在論證的嚴密性、語言的生動性上也堪稱典範。第一段的邏輯性是非常嚴密的。作者開篇亮出觀點：“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開宗明義，直截了當，使讀者一眼就抓住了論者的中心。然後，作者解釋論點：“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這就指出了賄賂的危害，言簡意賅，要言不煩。再後，作者設問：“六國互喪，率賂秦耶?”答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這就使得文章邏輯嚴密，無懈可擊。最後一句總結全段：“故曰弊在賂秦也。”這一段起到了“綱”的作用，後麵的二、三兩段實際上是圍繞第一段展開的。
本文的語言生動有力。議論性的句子簡捷有力，敘述性的句子生動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這些敘述語言本身帶有主觀感情，還有描述的特點。作者還運用引用、對比、比喻等手法，使語言靈活多樣，增強了表達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飭有度，特別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讀起來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富有節奏感。文章史實論據典型、充分，分析、對比、比喻等論證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說服力，句式多變，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雖是史論，但作者本意不在於論證六國滅亡的原因，而在於引出曆史教訓，諷諫北宋王朝放棄妥協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國滅亡的覆轍。
歐陽修評價蘇洵的文章說：“吾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猶有所未足，今見子（蘇洵）之文，吾意足矣。”的確如此，蘇洵此文，奔騰上下，縱橫出入，氣勢猶如江河決口。他見識深遠，眼光犀利，議論精辟透徹，足警世人。無怪乎本文近千年來盛傳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