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韓愈於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時所作。韓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運動中桴鼓相應的領袖。私交甚深，友情篤厚。柳宗元卒於元和十四年，韓愈寫過不少哀悼和紀念文字，這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綜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著重論述其治柳政績和文學風義。韓愈讚揚宗元的政治才能，稱頌其勇於為人，急朋友之難的美德和刻苦自勵的精神。對他長期遷謫的坎坷遭遇，滿掬同情之淚。然而對於宗元早年參加王叔文集團，企圖改革政治的行為，卻極為之諱，措詞隱約，表現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韓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學上的卓越成就，並揭示出柳文憤世嫉俗之情及其現實意義。全文寫得酣姿淋漓，頓挫盤鬱，乃韓愈至性至情之所發。
墓誌銘，是古代文體的一種，刻石納入墓內或墓旁，表示對死者的紀念，以便後人稽考。文章通常分兩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敘述死者的姓氏、爵裏、世係和生平事跡；後一部分是銘文，綴以韻語，表示對死者的悼念和頌讚。這一篇墓誌銘的銘文極短，是一種變格。
從全文中可看出兩個比較含蓄之處：其一是暗示做人與做文的關係。其二是做人與做官的關係。合二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為本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對於這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問題，韓愈的態度是相當客觀的，他特別敬重柳宗元的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圍繞著“人的品質”這個關鍵問題演進、發展，盡管自然段落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卻是脈絡清晰，貫徹始終的。
此文之所以膾炙人口，千載流傳而不衰，就是因為作者在文章裏浸透和傾注了豐沛的情感。由此，憤激之筆頻出，不平之鳴屢見，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傳統碑誌文的形式，形成了夾敘夾議、議論橫生、深沉蘊藉、誠摯委婉的特殊風格韻味。這一特點即便在最後一段銘文之處，也是非常明顯的。銘文自古用四言韻文連綴而成，大都用來概括前麵所述之事。可是韓愈卻有意識地隻寫了三句有韻角卻失體例的奇句單行，便就此擱筆。這難道僅僅是出於改革文體的考慮嗎?如果後人能夠理解到柳宗元對孱弱幼子的眷戀之心，那麽韓愈這三句銘辭，也就是對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話了。
作為文體之一的墓誌銘自有其體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後需交代身後安厝及子女情況，這都是為名人寫墓誌時不可省的筆墨。在寫此類文章時，能積極利用體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製方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現其剛直的節操風骨。後寫裴行立、盧遵二人對子厚後事安排和家屬撫恤的盡心盡力，表現他們生死不變的友情，這些都可與墓主風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沈德潛評語說：“噫鬱蒼涼，墓誌中千秋絕唱!”對此文概括得頗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