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謠之所以有效，乃在於謠言總是披著一層美麗的外衣。恰如英國思想家培根所說：“詩人們把謠言描寫成了一個怪物。他們形容它的時候，其措辭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嚴肅而深沉的。他們說，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隻眼睛；它有多少條舌頭，多少種聲音；它能豎起多少隻耳朵來！”古人稱造謠誣陷別人為“羅織罪名”，何謂“羅織”，此詩一開始說：“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就是“羅織”二字最形象的說明。花言巧語，織成的這張貝紋的羅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別是對不長腦殼的國君。
造謠之可怕，還在於它是背後的動作，是暗箭傷人。當事人無法及時知道，當然也無法一一辯駁。待其知道，為時已晚。詩中二、三、四章，對造謠者的搖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竄下跳，左右輿論的醜惡嘴臉，作了極形象的勾勒，說他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捷捷幡幡，謀欲譖言”。作者對之極表憤慨：“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正告他們道：“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造謠之可恨，在於以口舌殺人，殺了人還不犯死罪。作為受害者的詩人，為此對那些譖人發出強烈的詛咒，祈求上蒼對他們進行正義的懲罰。詩人不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極大的厭惡：“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謂“憤怒出詩人”。有人將它與俄國詩人萊蒙托夫《逃亡者》一詩中鄙夷叛徒的詩句“野獸不啃他的骨頭，雨水也不洗他的創傷”比較，認為它們都是寫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絕妙好辭，都是對那些罪大惡極，不可救藥者的無情鞭撻，都是快心露骨之語。
在詩的結尾處，鄭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詩人的名字，從而使這首詩成為《詩經》中少數有主名的作品之一。這個作法表明，此詩原有極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發之作。它應該有一個較詳的序文，自敘作者遭遇，然後綴以此詩，自抒激憤之情，可以題為“巷伯詩並序”或“巷伯序並詩”的。也許是後來的選詩者刪去或丟失了這序文，僅剩下了抒情的即詩的部分。
此詩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與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異代同悲的正直人士。東漢班固就曾在《司馬遷傳讚》裏稱慘遭宮刑的司馬遷是“《小雅·巷伯》之倫”。這個孟子或許也感受過與司馬遷同樣的心情：“禍莫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也，所從來遠矣。”（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無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無怪乎詩中對誣陷者是如此切齒憤恨，也無怪乎此詩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極為強烈的共鳴。
- 參考資料：
- 1、薑亮夫 等．先秦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424-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