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方麵
初唐上官體所代表的宮廷詩風在唐高宗顯慶年間（656-661）、龍朔年間（661-663）達到鼎盛。上官體之風氣過分關注聲律對偶，講所謂“六對”、“八對”，忽視了詩歌本質。楊炯雖出身寒門，但才華橫溢，性氣豪縱，懷才不遇而輕視權貴。因此，他與上官儀為首的宮體詩派有著分明的界線，歌詠的是自我遭際與心聲，抒發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與之歌詠大唐氣象大異其趣，形成鮮明對照，他衝破了上官體流風，開拓了新的詩風。楊炯在內的初唐四傑，他們以革除詩壇浮靡之習為己任，以對上官體批判的姿態，從狹窄的宮廷天地引到廣大的市井，從狹小的台閣到山川邊塞，開拓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清新剛健的詩風。如《送梓州周司功》呈現出作者在送別友人後夜望西南，擔心蜀路艱險，何時才能再相見的場景，感情真摯；如在渴慕功業的心態下寫的《從軍行》可謂楊炯詩作中的上乘佳作，此詩筆力雄勁，感情豪放率直；楊炯還有一組三峽詩，狀景抒情也較真實自然，且托物明懷，借史抒誌，含意比較深刻，亦是掙脫宮體詩束縛的佳作。楊炯的送別詩中，沒有雍容華貴、閑適自足的情趣宮體式，而是總是滲雜著自己鬱鬱孤寂的身影及奮發向上的激情，大多寫得質樸真切，頗有真情實感，如《夜送趙縱》，全詩語言洗煉、質樸，用典貼切。楊炯是四傑中以五律見長的詩人，他的《從軍行》，無論從平仄聲律、文字對偶以及起結作法等方而來說，都是成熱的五言詩。其現存的14首五言律詩，完全符合近體的粘式律，是一種有意的追求，廓清了齊梁以來綺媚華靡之風，促成了五言律詩的定型。
辭賦方麵
楊炯現存賦八篇，其中《老人星賦》、《庭菊賦》和《孟蘭盆賦》三篇都是歌功頌德的作品。《老人星賦》是借老人星（即南極星）以稱頌皇恩浩蕩、天下安康之升平景象。這篇賦一開頭便對“至德承天”的皇權竭力加以歌頌，最後借老人星作喻，對皇恩聖德大加頌揚，並恭祝皇帝萬壽無疆。《庭菊賦》借高潔芬香之秋菊來頌揚中書令薛元超。楊炯之於薛元超，可謂終生懷知遇之恩，此種感戴之情，便是其創作這篇賦的動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賦前的一篇小序，交待寫作背景，表明眾學士是受薛元超之邀，在門下內省左春坊東廳，即薛元超官邸，舉行賦菊盛會。楊炯便借此機會，竭力讚揚秋菊之內在品性，借以頌揚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此賦雖然通篇均為讚美之辭，內容托物狀人，藻飾可謂典雅華麗，且是應命之作，未突破官場應酬常套。而《盂蘭盆賦》以歌頌武則天的聖德，與《老人星賦》一樣，也是一篇歌頌文章。除了三篇頌德之賦之外，楊炯亦有幾篇借物明誌之賦，大概都寫於出仕之前。由於長期“待製弘文館”，入仕無門，其內心自然會萌發出一種懷才不遇的鬱憤與受到冷落之後的哀怨，於是借物抒懷，來表明自己的心誌。《青苔賦》、《幽蘭賦》、《浮漚賦》便是這種背景及心態之下的產物。這三篇賦的結構形式及內容寓意基本相同，均是通過對所描寫事物進行讚美，以抒發自己的誌向。
駢文方麵
楊炯現存駢文類46篇，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為死人所寫，包括神道碑、墓誌、行狀和祭文。此類文章數量最多，共27篇，其中絕大多數均是受人所請，為死者立傳。因是受人所托，對死者生平事跡本不甚了了，多是筆錄加工而己，並沒有多少真情實感可言。第二類是為寺廟所撰寫的碑銘，共4篇。此類文字亦是受人所請，代為捉刀，但因碑銘均鐫刻於寺廟的石碑上，供遊人及膜拜者鑒賞吟誦，是為作者展示自己才華的好機會，亦是時人對作者文才作出評價的重要依據。因此，楊炯寫這幾篇文章時，態度還是非常認真的，鋪敘排陳，引經據典，力圖顯示出自己最高水平。但終因碑銘內容大同小異，形式亦基本統一，縱然他努力展示自己才技，還是鮮能有所突破。第三類是表、議、詩序，共14篇，其中序言11篇，表、辯、議各1篇。此類文字無論從形式，還是到內容均無固定程式，可根據作者思想情趣自由發揮，縱橫馳騁。其中，如《王勃集序》、《公卿以下免冕服議》等經過作者精心構思的文字，形神並茂，充分顯示了其為文的高超才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