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在文學上，王粲與孔融、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並稱“建安七子”。而王粲不僅名列七子，而且是其中成就較大的一個，與曹植並稱“曹王”。梁朝大文學評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讚譽王粲為“七子之冠冕”。同時，由於王粲的特殊經曆和貢獻，也使他成了中國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王粲賦今存20多篇，篇帙短小，大多為騷體。最為人傳誦的是作於客居荊州時期的《登樓賦》。它摒棄了漢賦鋪張揚厲的傳統寫法，以簡潔明快的語句，憂湣世道，懷念故鄉，熱烈冀望太平盛世的到來；對自己的坎坷遭遇，也發出了強烈的感慨。賦中寫景與抒情緊密結合，是其一大藝術特色。在抒情小賦的發展過程中，這篇作品具有重要地位。王粲散文以他為劉表擬的《為劉荊州諫袁譚書》和《為劉荊州與袁尚書》比較成功。
王粲於建安十三年歸順曹操，在此之前的作品或紀漢末戰亂，或寫其流落荊州時的羈旅之情和壯誌難酬的感慨，如《七哀詩》；歸順曹操後，主要是隨曹操出征的感受，這些詩再現了漢末戰亂的田園荒蕪和滿目瘡痍，也歌頌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時也表達了自己追隨曹操為過效力的意願。
同他的仕途遭遇相一致，王粲的文學活動，大體上也可以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劃分的界線就是建安十三年的歸附曹操。前期他主要在荊州過著流寓生活，親曆過戰亂災禍，又長期得不到施展抱負的機會，憂國憂民之情與懷才不遇之憤糾結在一道，使他的文學作品籠罩著一層悲淒憤悱的情調。
後期他在曹操幕中，一方麵受到北方廣大地區已經實現統一的形勢的鼓舞，一方麵也因擔任重要官職而激發起建功立業的信心，所以他的創作基調又轉變為激奮昂揚。如分別寫於曹操西征關右和東征孫權的《從軍詩》五首，便對曹軍的征伐作了熱烈歌頌，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從軍征戰、建功立業的激昂情緒。
據《三國誌》記載，王粲有詩、賦、論、議近六十篇。《隋書·經籍誌》著錄有《王粲集》11卷，《去伐論集》3卷、《漢末英雄記》10卷，皆佚。明代張溥輯有《王侍中集》1卷。嚴可均《全後漢文》卷90—91輯錄有其辭賦奏疏。中華書局出版有俞紹初校點的《王粲集》。現世存詩23首。
藏書
王粲的藏書主要得自於蔡邕所贈，相傳他登門拜謁蔡邕，蔡邕“倒履迎之”，並言“吾家書籍文章，盡當予之”。蔡邕故後，即履行了他的諾言，將其藏書數車六千餘卷贈與王粲。年老時，其藏書已達萬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