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曼殊，原名戩，字子穀，後更名元瑛，改字子穀，曼殊是他出家以後自取的法號。此外，他受當時文壇風氣的影響，還使用過四十多個其他別號，如燕子山僧、南國行人等。
匆忙一生
蘇曼殊的原籍為廣東香山縣（即今中山縣）。其祖父蘇瑞文以經營進出口業發家。其父蘇傑生在日本橫濱經商，任某英商洋行買辦。蘇曼殊即誕生在日本橫濱。但他的生母並非蘇傑生的合法妻妾，而是一個名叫若子的日本女子。所以，蘇曼殊是一個混血兒和私生子。在封建觀念嚴重、華夷之別嚴格的當時，蘇曼殊的這種“不光彩”的出身，注定了他必然要受歧視的命運。所以他一出世，母子二人便被趕出了蘇家之門，母親隻好帶他回到了外祖父家。到了蘇曼殊三、四歲的時候，由於蘇家生女多而生男少，蘇曼殊才被領回廣東老家。從此，母子分離，終生不複一見。遠離生母的蘇曼殊，頗受家庭虐待。比如他在十三歲時曾經害過一場大病，家長們不僅不給他延醫治病，反而把他放在柴房裏等死。
在蘇曼殊九歲那年，蘇傑生經商失敗，家庭破產。從此一蹶不振，每況愈下，以致蘇曼殊從十三歲起，開始了寄人籬下的生活。他先在上海姑母家寄食兩年，學習中文和英文。接著又在十五歲那年（1898年），得其表兄林紫垣的資助，到日本留學。先後在橫濱華僑所辦大同學校學習四年，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學習一年，成城學校學習數月。在這近六年的留學期間，蘇曼殊的生活是很清苦的。據他的同學和好友馮自由回憶，蘇曼殊在東京上學時，因林紫垣隻月助十元，蘇曼殊住的是最低劣的“下宿屋”，吃的是摻了石灰的米飯，為了節省火油費，晚上竟不點燈。
蘇曼殊於1903年回國後，先任蘇州吳中公學教習，後為上海《國民日日報》撰稿。因該報停刊而失業，便到香港投靠興中會負責人之一的陳少白，不料因誤會而遭冷遇。蘇曼殊一氣之下，便跑到廣東惠州某破廟削發為僧。但為時隻有數月，尚未取得正式和尚的資格，即乘師父外出之機，偷了已故師兄博經的度牒，溜之大吉。從此以“博經”自命，並自稱“曼殊和尚”，開始了四海為家的流浪生活。他以上海為中心，頻繁來往於大江南北、日本和東南亞各地。有時以教書為生，有時靠賣文過活，有時寄食於寺廟，有時乞貸於友朋，有時“貲絕窮餓不得餐，則擁衾終日臥”（柳亞子語），有時甚至把金牙敲下來換煙抽。終於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窮病而死，享年僅三十五歲。
革命精神
蘇曼殊是辛亥革命運動時期最先覺悟的知識分子之一。早在1902年，他就參加了以反清為宗旨的留日學生的第一個革命團體青年會。1903年，他又參加了拒俄義勇隊。後來拒俄義勇隊改組為帶有反清色彩的軍國民教育會，他也參加了。蘇曼殊與孫中山先生也有密切關係。據何香凝回憶，1903年，何香凝在日本東京的住宅是孫中山的聯絡點和開會場所，蘇曼殊就是常來參加會議的一個。孫中山還讓蘇曼殊等二十多個留日學生組成義勇隊，每天早晨練習射擊，以備參加武裝起義。蘇曼殊積極參加革命活動，遭到了資助他上學的林紫垣的極力反對，並以斷絕資助相威脅。但蘇曼殊寧可丟掉飯碗和中輟學業，也不肯放棄革命，結果被林紫垣強迫回國。回國後，他繼續從事革命活動。1904年春，他憤於保皇派猖獗，決心暗殺其頭目康有為，因陳少白極力勸阻，才未實行。同年秋，他在湖南長沙實業學堂任教，正值華興會計劃武裝起義，他也參預其事。起義因事先泄露而流產後，他又參加了黃興召集部分華興會成員在上海舉行的秘密會議，會議決定了今後實行暗殺和武裝起義的方針。由此可見，早年的蘇曼殊，不但具有一般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而且完全讚成並積極參加了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統治的實際鬥爭。
但是，蘇曼殊主要不是一個革命的活動家，而是一個革命的文學家；他的貢獻主要不在於對舊世界進行“武器的批判”，而在於運用“批判的武器”，為辛亥革命開辟道路。
蘇曼殊參加了辛亥革命的宣傳鼓動工作。如陳獨秀、章士釗所辦的《國民日日報》、同盟會的《民報》、劉師培夫婦所辦的《天義報》等，都曾得到蘇曼殊的讚助。他為秋瑾的遺詩寫過序，為馮自由的《三次革命軍》題過辭。1907年魯迅在日本準備創刊《新生》文藝雜誌時，蘇曼殊也是讚助者之一。1909年南社成立後，蘇曼殊也很快加入，並成為該社的著名作家。
多才多藝
蘇曼殊具有多方麵的才能，詩、文、小說、繪畫無不精通。尤其以詩的影響最大，故有“詩僧”之稱。他寫過《無題詩三百首》，可惜已經失傳。今存者一百零一首，絕大部分是七言絕句。蘇曼殊的小說也很聞名。他一生共寫小說七種，其中《人鬼記》已散佚，流傳下來的有《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未完）、《繹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等六種。另有《慘世界》一種，名為翻譯法國雨果的《悲慘世界》，實則三分之二的篇幅出自蘇曼殊的創作，所以也應算作蘇曼殊的作品。蘇曼殊又是我國近代較早的翻譯家之一。他精通日文、梵文、英文、法文，除節譯過雨果的《悲慘世界》外，還譯過《拜倫詩選》和印度小說《娑羅海濱遁跡記》。他還是一個知識淵博的學者，編撰過《梵文典》、《初步梵文典》、《梵書摩多體文》、《埃及古教考》、《漢英辭典》、《英漢辭典》、《粵英辭典》等多種專著，不幸均已失傳。據有人統計，蘇曼殊在短短的十五年時間裏，著述共達三十種以上，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了。
愛國主義
蘇曼殊作品所表現的基本思想，是同資產階級的民族民主革命息息相通的，是為反帝反封建服務的。譬如，當1903年全國人民掀起聲勢浩大的拒俄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派與保皇派展開大論戰的時候，蘇曼殊寫下了這樣的詩句：“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煙水著浮身。國民孤憤英雄淚，灑上鮫綃贈故人。”“海天龍戰血玄黃，披發長歌覽大荒。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作者用戰國時魯仲連力主抗秦和荊軻刺秦王的故事，抒發了憂國憂民的悲憤心情和深沉的愛國主義思想。同時他又發表了雜文《嗚呼廣東人》，對那些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的洋奴買辦之流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同年發表的《慘世界》，則不但批判了清政府統治下的“悲慘世界”和數千年來的封建觀念，而且塑造了一個資產階級革命者的英雄形象，並主張用暴力手段推翻專製統治，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公道的新世界”。因而曾經受到了青年魯迅的稱讚。辛亥革命前夕，他又發表了《嶺海幽光錄》、《拜倫詩選》、《娑羅海濱遁跡記》等作品，或者用清兵入關之初屠殺漢人以及漢人奮起反抗的曆史事實，“希望使忘卻的舊恨複活，助革命成功”（魯迅語）；或者用外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事實，來激發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反抗精神，總之都是為辛亥革命服務的。
辛亥革命失敗之後，蘇曼殊雖然消沉，但他並沒有完全放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水晶簾卷一燈昏，寂對河山叩國魂”；“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隻淚流”。盡管這隻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歎息，但那家國之痛的感情卻是異常深沉的。當荷蘭殖民主義者對我爪哇華僑進行血腥屠殺之際，蘇曼殊為了維護華僑的正當權益和祖國的尊嚴，發表了《南洋話》。當孫中山先生發動“二次革命”時，蘇曼殊又發表了《討袁宣言》，揭露袁賊“擅屠操刀，殺人如草”、“辱國失地，蒙邊夷亡；四維不張，奸回充斥”的罪行，並斷然表示：“衲等雖托身世外，然宗國興亡，豈無責耶？今直告爾：甘為元凶，不恤兵連禍亟，塗炭生靈，即衲等雖以言善習靜為懷，亦將起而褫爾之魄！”他在本時期所寫的六篇小說，則不但從愛情婚姻的角度對封建禮教進行了批判，而且暴露了袁世凱統治下的黑暗現實。可見蘇曼殊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晚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