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賓王和盧照鄰都擅長七言歌行詩，“富有才情，兼深組織”，“得擅長什之譽”(胡震亨《唐音癸簽》)。
他的長篇歌行《帝京篇》在當時就己被稱為絕唱，《疇昔篇》、《豔情代郭氏贈盧照鄰》、《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等也都具有時代意義，往往以□崎磊落的氣息，驅使富豔瑰麗的詞華，抒情敘事，間見雜出，形式非常靈活。這種詩體，從六朝小賦變化而來，它吸取了六朝樂府中轆轤輾轉的結構形式以及正在發展中的今體詩的對仗和韻律，言詞整齊而流利，音節宛轉而和諧，聲情並茂，感染力強，易於上口成誦。明代何景明說初唐四子“音節往往可歌”(《明月篇序》)，所指即此。在駱賓王稍後的劉希夷、張若虛以及盛唐的李頎、王維、高□，中唐的元稹、白居易，晚唐的鄭□、韋莊，及至清代吳偉業等人的長篇歌行，都是沿著這條線索發展下來的。
駱賓王的五律也有不少佳作。如《在獄詠蟬》，托物寄興，感慨深微，是膾炙人口的名篇；《送鄭少府入遼》抒寫立功報國的樂觀戰鬥精神，格高韻美，詞華朗耀，除了全首平仄聲調還不協調，律體形式尚未成熟而外，比起楊炯的《從軍行》、《紫騮馬》並無遜色。絕句小詩，如《於易水送人》、《在軍登城樓》，寥寥20字中，壯誌豪情，激蕩著風雲之氣，頗能見出詩人的個性風格，在初唐絕句中也是不多見的。
“四傑”齊名，原是詩文並稱的。他們的駢文在才華豔發、詞采贍富之中，寓有一種清新俊逸的氣息。無論抒情、說理或敘事，都能運筆如舌，揮灑自如，比起六朝後期堆花儷葉，一味追求形式之美的文風，有著明顯的不同。駱賓王《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便是最能代表這種時代新風、流傳廣泛的名作之一。它以封建時代忠義大節作為理論根據，號召人們起來反對正在籌建中的武周王朝,氣勢充沛,筆端帶有情感。其中“一抔之土未幹，六尺之孤何托”二句，頗能激發唐朝舊臣對故君的懷念。據說武後讀到了這兩句,矍然為之動容,問：“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後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新唐書》本傳）足見他在政治和文學上的才能，連敵對方麵目空一世的武則天，也為之折服。其詩，最早為中宗時郗雲卿所輯10卷，今已佚。明、清兩朝流行的有4卷本、6卷本和10卷本，所收篇目大致相同，均為後人重輯。清人陳熙晉《駱臨海集箋注》後出，最為完善，有中華書局排印本。事跡見新、舊《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