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時期（28歲以前）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過大司馬，祖父、父親也做過太守縣令一類的官。但陶淵明的父親死得早，淵明少年時，家運已衰落，“少而貧苦。”他自述：“自餘為人，逢運之貪。簞瓢屢罄，絺綌冬陳。”（《自祭文》）但物質生活雖然貧乏，陶淵明的精神生活卻很豐富。他學習儒家《六經》，學習《老子》、《莊子》，“猛誌逸四海，鶱翮思遠翥”，頗有“佐君立業”的政治抱負。而另一方麵，匡廬山水和田園風景，也使他愛好自然，“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學仕時期（29-41歲）
晉代的門閥製度，使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在那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傾軋，爭權奪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淵明根本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29歲時他進入官場，當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職自解歸家閑居。以後又先後幾次出任小官，不僅無由施展濟世抱負，而且於“誌意多所恥”。最後一次為官是當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因不堪官場黑暗，“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人”辭官歸田。
歸田時期（42-63歲）
陶淵明歸田之後，即在家鄉過著躬耕隱居的生活，並親自參加了農業勞動。親自撰寫《五柳先生傳》這一著名的文章，用以明誌。這使他改變了鄙視勞動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勞動的價值；也在與農民的共同勞動和交往中，對他們產生了親切的感情。在他晚年，生活貧困，“老至更長饑”，但他不受“嗟來之食”，拒絕權貴的饋贈，表現出君子固窮的誌氣。